君子館之戰發生于年冬，在宋遼戰爭中遼軍攻宋瀛州，于君子館大敗宋軍的一次作戰。宋軍在天凍無法使用弓箭的情況下被遼軍擊敗，劉廷讓的部隊“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宋軍河北防線遭到重創。
公元年九月，歧溝關之戰剛剛結束一個多月，契丹便準備大舉南征，停問細務，專治甲兵，準備工作十分細致。十一月初八日，遼主在南京御正殿，大勞南征將校。十二日即大舉南伐，軍次狹底堝，蕭太后親自檢閱輜重兵甲。十三日下詔以于越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對宋發動攻勢。又以北院大王蒲奴寧駐奉圣州，與節度使蒲打里共決山后五州軍政事，以防備宋河東駐軍。
二十一日，契丹在諸部中設置都監，使各部各守營伍，勿相錯雜混亂；二十三日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二十七日，命駙馬都尉蕭繼遠、林牙謀姑魯、太尉林八等人嚴守封疆，不得漏掉宋朝間諜；還嚴禁軍中無故馳馬，防止大軍行動被宋方知悉。由以上戰前行動看，此戰規模當不亞于宋朝主動進攻的高梁河、歧溝關兩次大戰。
十一月二十八日，遼軍至唐興縣，開始與宋軍交鋒。當時宋軍屯于滹沱橋北，遼選將出擊，縱兵齊射，并進焚滹沱橋。二十九日，遼楮特部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與宋軍于滿城交鋒，由于盧補古臨陣脫逃，遼軍失敗。另一方面遼將拽刺雙骨里在望都與宋軍先鋒所部遭遇，一陣廝殺，擒九人，獲甲馬十一。
幾次小規模戰斗結束后，遼主便行賞罰：對于由于臨陣脫逃而戰敗的盧補古，奪其告身，向全軍宣布其罪狀，其通判、都監一下一律施以杖責，并且以御盞郎君化哥權楮特部節度使，橫帳郎君佛留為都監，分別代替盧補古和耶律盼；而獲勝的拽刺雙骨里則“賜酒及銀器”。
宋方實際上早已得知遼軍將要來犯，并已做好準備，不過遼軍剛開始時的進攻非常零散，戰斗規模頗小，而不象大戰來臨。從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久久沒有大戰發生，宋太宗在汴京便有些急不可耐，于是命令定州都部署田重進主動出擊，攻遼歧溝關，又命令瀛州兵馬都部署劉廷讓準備北進，尋找遼軍主力與之決戰。
田重進奉命與十二月初四日引兵出定州，初五日成功襲破歧溝關，卻并沒有找到遼軍主力。同日，遼軍先鋒都統耶律休哥部擊敗宋軍于望都。此時宋方瀛州都部署劉廷讓奉命御敵，得知遼兵勢大，事先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商議，將精兵留給李繼隆部為殿后，以為緩急之援，又約與李敬源部合兵，聲言取幽薊。
耶律休哥得知劉廷讓前來抵御，便先發兵扼住險要，然后協同遼軍主力開始合圍宋軍。當時天氣大寒，宋軍衣著單薄，手足麻木，不能控弓弩，十分不利。初九日，遼軍又截了宋軍輜重并焚燒其糧草。初十日，遼軍主力敗宋軍于莫州，并終于在君子館一帶將宋軍合圍，而后開始進攻。
此戰之前，宋軍先鋒、雄州刺史賀令圖曾通過諜者收到過耶律休哥的傳話說：“我獲罪契丹，旦夕愿歸南朝。”當時他沒有識破這是詐降，而是輕信其言，并私贈重錦十兩。此時，宋軍已被包圍，而耶律休哥又使人傳言：“愿得見雄州賀使君。”賀令圖竟然不辨其真偽，以為休哥正是按先前說好的前來納降的，高興得不得了。他想要獨吞這份“大功”，不與諸將商議，親引數十騎大搖大擺地“造訪”遼營。此舉無異于送羊入虎口，耶律休哥見他真的自己上了鉤，坐在胡床上罵道：“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邪！”當即下令左右殺其從騎，擒住了賀令圖。
宋軍被遼軍重重包圍，劉廷讓當時只能指望李繼隆的援兵，可李繼隆卻并沒有如約救援，而是引兵退保樂壽。劉廷讓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戰又不勝，突圍不出。遼軍攻勢猛烈,宋將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桑贊率所部力戰，從早晨殺到下午，遼軍卻源源不斷地增援，桑贊不敵，率部逃走，宋軍遂全軍覆沒。劉廷讓騎著部下的馬逃得一命，而宋軍武州防御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力戰身死。宋軍此戰損失慘重，死者數萬人。
遼軍雖然取勝，卻也損失不小，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兩員大將戰死，足見戰事的慘烈。不過遼軍仍然乘勝擴大戰果。君子館之戰使河北宋軍完全喪失了斗志，而用未習戰斗之鄉民守御。遼軍分兵前來略地，如入無人之境，先后攻陷邢、深、祁等州，最遠的甚至攻破了德州。
博州監軍馬知節初聞劉廷讓之敗，料定遼軍會深入，于是完善城壘，集合丁壯，準備器械糧草，十五日就緒，當時官民都對他興役很不高興，等到遼軍真的來到博州城下，見城中有備，便放棄攻打，眾人才嘆服馬知節未雨綢繆。到了次年正月初，遼軍又連破束城、文安，縱兵殺掠，而后才班師。君子館之戰遼軍方勝，已經叛宋的黨項首領李繼遷引五百騎前來納款，愿與遼通婚，遼準許，并自此與之交往密切，宋朝西北邊境的壓力驟然大增。
遼軍在進攻望都、君子館的同時，總管山后方面軍事的北院大王蒲奴寧遣兵南下，自胡谷進攻代州，作為牽制攻勢。當時宋軍河東方面駐軍主帥仍為三交都部署潘美。給事中張齊賢之前請纓戍邊、代替已故的楊業駐守代州，與潘美同領河東軍馬。遼軍至代州城下，宋軍神衛都校馬正率所部列南門外，寡不敵眾。而副部署盧漢赟畏懦不前，保壁自固，不發一卒救援。破敵的重任完全落到了一介文官張齊賢的身上。他在城中選廂軍兩千人出城，列陣于馬正所部的右側，集眾誓師，宋兵群情激昂，以一當百，遼軍為之少卻。
先前，張齊賢得知遼軍南犯，遣使約潘美出師，以圖會戰，潘美允諾。但是使者自太原還代州，被城下遼軍游騎截獲。張齊賢得知此事，非常憂慮，害怕遼軍設圈套，對潘美軍不利。不過不久后，又有人來報，稱潘美軍出太原北進途中收到朝廷密詔，東路軍敗于君子館，太原方面不許出戰，于是潘美又折回太原了。張齊賢得到這個情報后，轉憂為喜，說：“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
為了不把這個情報再泄露給遼人，他把使者鎖在了密室里，然后將計就計，在半夜的時候，發兵二百，每人拿一桿旗，背一束草，到州城西南三十里的地方舉旗列陣，點燃草束。遼兵望見火光中旗幟如林，以為太原的援兵真的到了，十分驚駭，立即向北撤退。張齊賢早已在土磴砦埋伏步兵兩千，此時突然掩擊，大敗遼軍，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數百級，獲戰馬兩千，其余車帳、牛羊、器甲不計其數。
代州大捷，完全由張齊賢策劃并指揮。然而捷奏時，張齊賢卻將功勞歸于盧漢赟。盧漢赟也竟然不知羞恥地具名奏捷，得到太宗的褒獎。宋各地軍民聞西北捷報，人人振奮。
君子館慘敗之后，宋太宗自淘河至泥姑海口，沿滹沱河東西九百多里，設置軍寨二十八座，鋪一百二十五個，戍卒三千余，舟百艘，往來巡警，以鞏固河防，并禁止公私商人越河貿易。由于遼軍深入宋朝腹地，燒殺掠奪，太宗十分狼狽，很無奈地“下哀痛之詔”。
撿了條命回來的劉廷讓狼狽地回到東京，詣闕待罪。太宗認為此戰失利只要是李繼隆的過錯而沒有責怪他，而召李繼隆歸闕欲加責罰，經過“中書問狀”之后，不久又將其赦免。貪他人之功的盧漢赟也沒有高興多久，朝廷很快便知道了他根本沒有參加戰斗，將他與鈐轄劉宇一同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雍熙四年四月，由于遼軍累次入寇，宋太宗遣使臣往河南、河北諸州，招募丁壯編為義軍，采取強制性八丁取一的做法。京東轉運使李惟清上言：“若是，天下不耕矣。”三次上疏諫阻。宰相李昉等又相繼上言，稱河南丁壯并非邊民，不習戰事，太宗只好免了河南丁壯，只選河北丁壯組編。
歧溝關之戰剛剛結束四個月，契丹便發動君子館之戰，其報復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既然是報復，目標也就并不明確，主要的目的無非是燒殺搶掠。這是傳統的游牧民族侵邊政策，對于遼這個已經可以稱為封建帝國的大王朝來說，在戰略上是可以說一種退步，不過戰術上如果不出現較大失誤，還是可以借此取得一些小利的。不過綜觀此戰看來，這又并不是一場簡單的報復戰。
第一，遼方準備充分，戰前部署也十分細致；第二，戰役規模上，遼方能將劉廷讓的數萬人包圍并殲滅，說明其兵力之強。宋朝兩次主動進攻都是要與契丹決戰并奪回幽云十六州，而契丹之前的南侵則很大程度上是襲擾性質的，規模雖然不小，卻大多是漫無目的的，要么是戰敗而退，要么是見好就收。
而這次君子館之戰，蕭后與遼主親征，以身為于越的耶律休哥為前部，西路還有牽制攻勢，雖然仍是沒有明確的目標，但就戰役進程看，其目的有二：搶掠以自實，殺伐以懾敵。同時，這是遼景宗死后，由蕭太后領銜的契丹統治集團發動的第一次南伐，又可看出蕭綽的對宋政策比起耶律賢的對宋政策的微妙差別。
宋軍雖然早早得到情報，可實際上準備工作做得并不充分。隆冬的季節，軍士的衣甲竟然如此單薄，凍得手足麻木，不由得想起了唐代著名邊塞詩人岑參的詩句，“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如此，天時首先就對宋軍不利。戰役打響后，宋太宗先坐不住了，命定州田重進主動出擊，結果放了個空槍，雖占領契溝關，卻未對戰局產生任何影響，反倒削弱了宋軍的防守力量，把抵御契丹的重任都壓在瀛州劉廷讓、滄州李繼隆的肩上。
而劉廷讓把精兵撥給李繼隆，好象放了一百個心一樣，居然毫不防備，就被契丹輕而易舉地包圍了，其間又出現賀令圖自投羅網這樣的讓人笑不出來的笑話。而李繼隆本身并非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人，這一點從他很多次戰役的表現中都可以證明，但他卻又出于另一種考慮，不守前約，放棄救援劉廷讓，而自作主張退保樂壽，這就至少暴露出宋軍各行營將領之間的配合不利的問題。
用將上，由于宋軍大部分現役將領幾乎都參加了契溝關之戰，因為慘敗而大半黜免，只有李繼隆等少數將領有功而免于被黜，所以邊將奇缺，為填補空白，宋太宗不得不重新起用如劉廷讓這樣的太祖時期的舊將，甚至張永德這樣的后周的舊將，并參用一些文臣（如張齊賢）及原來自己藩邸里的武人。
這樣，各行營將領間的年齡、資歷、文化程度不同，按現在的話說甚至有“代溝”，在加上宋朝的軍事制度和太宗對將領的防范心理，想讓這些人在一起配合御敵真的是難上加難。李繼隆不援劉廷讓的原因筆者不得而知，不過不妨揣測一下。劉廷讓是宋太祖的“義社兄弟”之一，早在宋朝的統一戰爭中就已經作為主將參戰了，與李繼隆的父親李處耘的資歷倒是比較接近。
而李繼隆是太宗時期才嶄露頭角的將領。那么很有可能是劉廷讓仗著自己的老資格以命令的口吻來指揮與自己同為一路行營都部署的李繼隆，而李繼隆壓根就不同意其主張，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但劉廷讓并不理會，確信他會聽自己的，結果導致二人配合的重大失誤。當然以上這只是筆者的猜測，不過確實是很有可能的。
還有一個此戰大為“出彩”的賀令圖，他的身份是外戚，也當了多年的邊將，雍熙北伐就是他父子二人首先提出的，史稱賀令圖“輕而無謀”，做了多年邊將居然如此容易上當，但是筆者始終不敢相信，一個戍邊多年的將領真的就有這么蠢，或許是休哥的詐降做得太逼真了，或者是賀令圖被一時的立功心切沖昏了頭腦，或者二者兼有。不過，就這次戰役看，“輕而無謀”這個評價給了他實在是沒有一點冤枉。賀家父子在同一年里，一先一后在宋遼戰爭中被殺，殊是可悲。
相比之下，在眾多武將紛紛打敗仗的當口，接替已故的楊業防御西北邊境的一介文臣張齊賢倒是表現得機智果斷，能夠將計就計，在沒有外援的困難情況下取得全勝。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是書生在危急關頭卻往往表現出更強的魄力。宋朝對武將防范得嚴，卻客觀上造成了大批優秀文官將領的涌現，后來的范仲淹、章楶等便是此類。
契丹在君子館取勝，并且乘勝略地，游騎深入宋朝腹地，燒殺搶掠，再次震懾宋人，增長他們的恐遼情緒，為以后在媾和中增加了有利的外交砝碼，這種恐怖政策可以說在客觀上收到了效果。還有一點，賞罰分明一直是遼軍保持戰斗力的法寶，剛開戰時，的兩次小規模戰斗之后就馬上例行賞罰，起到的直接效果就是將領效力、士卒用命，不能不說是遼軍的一個光榮傳統。君子館得志之后，遼人越發覺得宋人軟弱可欺，于是就順理成章地有了之后的一系列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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