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聲勢浩大，花費頗多，但他一路南下絕非只為游山玩水，實際上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了解水患，興修水利。
官員聯名奏請乾隆下江南
乾隆十四年（年）八月，兩淮鹽政吉慶上奏，表示乾隆舉行木蘭秋典禮，又西巡五臺山禮佛、東巡曲阜祭孔，但是江南豐饒之地卻未親自巡幸，以江南民眾十分盼望為由，懇請南巡。乾隆未給出明確回應，只朱批“覽”，表示已看過此奏折了。
當年九月，兩江總督黃廷桂、河道總督高斌、漕運總督瑚寶、副總河張師載、安徽巡撫衛哲治、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兩淮鹽政吉慶聯名上奏，懇請乾隆巡幸江南。他們表示，經過乾隆的勵精圖治，現今已盛世顯現，社會穩定，人口稠密，具備南巡的條件。此前，康熙就曾六次南巡，乾隆其實對其祖父的南巡之舉是十分渴慕的。此折上奏后，乾隆朱批：“大學士九卿議奏。”當年十月，南巡之事最終敲定。
據史料記載，乾隆十六年（年）正月十三，乾隆離京，開始第一次南巡江浙。途經直隸、山東到達江蘇，在徐州府宿遷縣葉家莊暫停小住。二月初八，渡過黃河，巡查了天妃閘、高家堰，經過淮安、高郵到江都縣香阜寺；然后自瓜洲渡過長江，巡幸鎮江、無錫、蘇州。三月初一，到達杭州，遍游西湖名勝，同時至紹興祭大禹廟。回京時，從南京繞道祭明太祖陵，之后又在揚州游玩，在高寺短暫停留。隨即沿運河北上，從陸路到泰安。五月初四回到京城。
南巡主要財政支柱是兩淮鹽商
乾隆南巡聲勢浩大，花費頗多，不可能所有銀兩都由國庫支出。乾隆南巡的主要財政支柱是兩淮的鹽商，兩淮鹽運使司公署就設在揚州城內，八大商總也住在揚州城內。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兩淮鹽政吉慶上奏《奏為圣駕南巡兩淮商人程可正等公捐百萬銀兩事》，奏折中提到“江省幸蒙恩允南巡，萬姓歡騰，淮商倍切所需費用久愿公捐，其踴躍難形情狀”，由此可見當時為迎接乾隆首次南巡，鹽商積極踴躍、拋金撒銀的“大手筆”。
對于南巡事宜的開支報銷，乾隆做出了動用官項和淮商捐資分別報銷的諭旨。根據乾隆的指示，兩江總督黃廷桂、兩淮鹽政吉慶也擬定了相關規定，要求專款專用，如道路、橋梁、碼頭、營尖、茶棚等類動用藩庫銀兩，行宮、名勝及附近上山道路、鋪墊、陳設等類動用兩淮鹽運銀庫的商捐銀兩，各項支出分別登記造冊。
乾隆南巡涉及地方較多，對于各地及官項、商捐項花費的平衡，考慮到地方官員需要辦理的事項較多，又從商捐項下撥銀十五萬兩，交與藩庫幫助地方官員辦理事務。具體為，撥銀五萬兩給江寧藩庫，十萬兩給蘇州藩庫，由他們根據各自實際情況酌情動用。專門撥給河庫兩萬兩，辦理相關事務。
南巡重要任務是治理水患
乾隆在南巡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了解水患，興修水利。
第一次（年）經過高郵時，他看到“堤岸高于屋，民居疑地窨”。感嘆道：“嗟我水鄉民，生計惟罟霖”。經過車邏壩時，見到車邏壩泄水尤盛，想到淮水歸江，要增加東西灣入江口門，開挖太平河。
第二次南巡時他謀劃“抽薪之計”，就是要預先降低洪澤湖的水位。“百室求寧”是他的愿望，乾隆二十三年（年）定淮水入江為急辦工程，先后連續多年，使淮水入江工程達到盛期，所做的工程有降低各壩閘、加寬河道等等，終于使歸江口門達到丈（米），比康熙時翻了將近一倍，使歸江河道具備了排泄淮水的價值，奠定了淮水由里下河歸海轉向歸江的局勢，無疑對減輕里下河水患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二十七年（年）第三次南巡時，乾隆實施了他的所謂“抽薪之計”，就是修訂水情調度水則，減少淮水排向揚州的泄量，令河臣恪守此法，終于使里下河在此后二十年左右不被水淹。
后來乾隆聽說淮揚運河因好久沒有疏浚，河床逐漸淤高，不僅有礙漕運船只航行，水大之年還致泛濫，遂傳諭兩江總督高晉、總河薩載，逐段查看測量，要他們一面組織開挖，一面上報，“不可有惜費之見，致有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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