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張高平叔侄奸殺冤案被判入獄年終于無罪釋放成為新聞焦點，對于當事涉案司法人員應如何追責引發熱議。那么，在中國古代，如何防范“斷錯案”的出現？歷代刑律中有哪些懲治“斷錯案”的追責措施？
古代如何防范審判出錯？
先秦時期
判罰不公，“其罪惟均”，罪過與犯人相同
案子都是由人來查、人來審的，客觀上很難保證一點不錯，如果有人營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國古人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尚書·周書·呂刑》中就曾提到過刑法審判中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勢、挾私報復、暗中做手腳（一說聽信女人枕邊風）、索受賄賂、謁請說情，即所謂“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如果法官行為在這五方面有失檢點，造成判罰不公，“其罪惟均”，意思是其罪過與犯人相同。
可見，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即開始防范審判不公和司法腐敗。
就追責來說，先秦時期的懲處力度相當大。為了防止官官相護，還出臺了舉報獎勵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動檢舉揭發枉法官員，不只可免予處分，還能頂替枉法官員職位，享受相應物質待遇。
因為有一系列嚴格的追責制度，先秦時代司法人員大都能嚴于律己，依法辦事，捍衛法律尊嚴。有的人甚至因辦錯案子而自責，自殺償命。在現代司法界也評價甚高的春秋時期的李離，是相當于晉國最高法院院長的獄官，《史記·循吏列傳》記載，因為誤聽誤信，錯殺了人，李離十分自責，自己拘禁了自己，給自己判了死刑，雖然當
在追責制度外，先秦時還有一套糾察制度，為受害方提供申訴渠道。《周禮·秋官》中記載過，有一個職位叫“禁殺戮”，這是周代“掌司斬殺戮”的國家高級公務員，專門負責糾察官民擅自動用斬殺刑罰的行為，對故意不受理案件或者阻撓他人投訴的法官，即“攘獄者”、“遏訟者”，一經查出，呈報后即嚴懲，“以告而誅之”。
古代為何會出現刑訊逼供？
《明律》規定“一月不獲強盜者笞二十”
主管官員“罰俸錢兩月”
最容易造成冤假錯案的，除了法官業務水平低、責任心不強、貪欲私心重外，還與相應的刑偵制度有關。
對于案件偵破、嫌犯捕獲，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據《唐律疏議·盜賊》“部內人為盜及容止盜”條記載：唐代對盜竊、殺人犯等，要求事發后天內必須抓獲歸案。如果在天規定期限內抓不到，破不了案，事發轄區內相當于今公安局長或刑警大隊長的責任人要被治罪。
這一嚴格的破案規定，為以后各個朝代所繼承。如《大明律·刑律·捕亡》“盜賊捕限”條規定，“一月不獲強盜者，笞二十；兩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同時，主管官員要被扣工資，“罰俸錢兩月”。
在這個破案規定之下，很難排除為在規定期限交差而錯抓人、抓錯人的可能。如何讓被抓者“認罪”，不可避免會使用“刑訊逼供”這類手段取證，不然被錯抓的人絕不可能認罪，過去民間俗稱此為“屈打成招”。
刑訊逼供，是古代對付“大膽刁民”和歹徒、慣犯的一種手段，在現代司法制度下屬于非法取證行為，但在古代中國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合法的”，系一種例行程序。
刑訊在先秦時期已經存在，到秦漢時期，則成為普遍選擇，隨后的南朝，在這方面又玩出新花樣。《隋書·刑法志》記載，南朝梁武帝時，有一種為官方認可的刑訊手段，將在押人員大餓天之后再審，反復餓，稱為“測罰”；南朝陳則有“測立”，將在押人員拷打后，逼其站到一個約一尺高、僅能容雙腳站立的土垛上，每次站“七刻”，約分鐘，循環進行。
在隋唐以后，開始以法律形式規范刑訊逼供行為，但在事實上，哪個朝代都少不了刑訊逼供。
如宋代，所使用的招數，僅從名字上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記載，有“掉柴”、“夾幫”、“腦箍”、“超棍”等多種酷刑，其中“腦箍”法，系用繩纏緊犯人的頭，再加釘木楔，犯人頭痛欲裂。
古代如何限制非法取證？
《唐律》規定如果刑訊孕婦
“決者”將被“杖一百”
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沒有幾個人能不“老實交代”的。正如《漢書·路溫舒傳》中記載的西漢時著名“法官”路溫舒所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意思是，嚴刑拷打之下，什么樣的口供得不到？所以不少犯人只得就范，編造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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