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代既有對女子的殘酷刑罰如“下蠶室”，也有以罰代刑的“女徒顧山”法條。“下蠶室”的刑罰在《女誡》出現之前就有，如光武帝劉秀建武二十八年(公元年)有詔“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即把婦女陰道割去，與男犯同到高溫的蠶室勞作。“女徒顧山”出現于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年)，法條曰：“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雇山錢月三百。”也就是說：已判刑的女犯都放回家，用給官方砍柴的方法頂罪，在施行中讓每個女犯出三百錢，算是雇人的月工價。建武三年，重新啟動該法條，詔曰：“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系。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但沒說雇人價錢。
比較而言，東漢初期對婦女的法律約束比西漢加強了，《女誡》從道德上確認這種強化趨勢，以至于形成了歷史上的中國法律慣性。到唐宋明清，則完全系統化，分為舂(配以黥劓)、拶(音“簪”)、杖、賜死、幽閉五刑，更有“沉塘”宗法私刑的處罰。可以說，所謂中華文明，其重要基礎之一就是在對婦女愚化之上的“嚇化”，殘酷用刑。班昭作為“大家”的貢獻就在于把兩漢以“女徒雇山”為代表的刑罰寬容論轉向了全面嚴厲。這種以犧牲婦女利益為代價的政治道德的敗壞，也許只有北宋理學家程頤可與之相比。有人問程頤：寡婦的日子太難過了，可不可改嫁，找個生活出路。程頤霸道地說：餓死事小，失節為大。輪到他自家事務了，他卻變了原則，設法幫助其守寡的外甥女改嫁。
對婦女施刑以幽閉最為缺德。針對婚外性行為又不足以處死的，以木槌擊腹并陰部，使子宮脫落并壓迫陰道變形，使之無法性交并失去生育能力。至于未入正式刑律的騎木驢則更為殘忍：將女犯人吊起，下置一橫木，橫木上再豎一根細且堅硬的木桿，有的干脆就是鐵釘；將女犯徐徐放下，讓木桿或鐵釘穿其陰部或肛門，直到頭部(喉或口)。女犯不能立死，須苦熬幾日，慢慢致死。
無論《女誡》還是其他諸多女學著作，主要目標還在于通過上層社會的婦女的規范行為給底層社會示范，以使社會秩序更加穩定。然而，有身份的貴族婦女很少接受這套訓誡，那些妒婦根本沒改變西漢以來的強硬作風，如廣川王劉去病的妻子(王后)昭信之殺望卿。《漢書·列傳第二十三》記載：廣川王劉去病甚愛其姬望卿，妻昭信妒，造謠稱望卿與郎吏有奸情；劉去病聽信，望卿失寵；昭信遂讓眾妒者持鐵烙追燙望卿，望卿被逼投井；昭信還不解氣，乃用刀挖下望卿陰道，割下鼻子、嘴唇、舌頭、扔至大鍋里煮，“令諸姬觀摩盡，乃止”。
妒殺成為一種貴族私密文化。三國時，袁紹妻子劉氏在袁紹死還未入土之際就殺了袁紹的五個愛妾，隨即派兵將這五個女人娘家滅門。西晉賈充之妻郭氏疑賈充與乳母有私，立殺二乳母。第一次是賈充隨乳母進了里間屋，導致乳母被殺；第二次是賈充親吻乳母懷中的孩子，乳母遭疑，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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