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蓮在中國的知名度應該可以用家喻戶曉來形容了，只可惜真實的潘金蓮自從有了《水滸傳》和《金瓶梅》這兩本書以后，曾為縣長夫人，又是賢妻良母的她就成了“千古第一淫婦”，今天我們要探討的就是歷史上真實的潘金蓮和武大郎夫婦到底是一對什么樣的夫妻——
原本是善良賢妻的潘金蓮在小說中成了通奸殺夫的淫婦，原本是文武雙全玉樹臨風的清廉縣令武大郎在小說中成了“三寸釘、枯樹皮”。這恐怕是演義與真實歷史最讓人啼笑皆非的對立矛盾了吧！當然，演義與歷史有所出入這是經常有的事情，但潘金蓮身上的出入就未免大的過分了，《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又是如何將她塑造成淫婦形象的呢？
據河北省清河縣縣志記載，武大郎姓武名植，曾經在山東陽谷縣做縣令，他少年時候的盟兄弟王某家敗破落，逃難到他那里，希望看在多年情誼的面子上，拉兄弟一把。武縣令平時就樂善好施，對這位落于窘迫的兄弟自然招呼倍至了。王某卻不知道武大郎已經暗中為其在原籍蓋房修屋，久不見武兄弟資助，便憤然離去。這一走不要緊，他卻遂生邪念，忘恩負義，村村說唱，鄉鄉張貼，謠言惑眾，極盡對武縣令惡意中傷污辱詆毀之能事。加之曾被武大郎治過罪的鄉里惡少西門慶的助紂為虐，同流合污，武大郎的清官形象從此被毀于一旦。
非但如此，就連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蓮也遭受被辱之株連。潘金蓮故居為清河縣潘家莊(為避潑污，后改名黃金莊)，少女時代是遠近聞名聰明美麗的大家閨秀。她老爸曾官拜邯鄲知州，在故鄉開有染坊。武大郎家本來貧困，年輕的時候到這里打工，因為品行端正又能干，知州就資助他學習，還將女兒金蓮許配給他。潘金蓮以善良賢惠勤勞仁義的賢妻良母而聞于鄉里。
作為明代民間文學家的施耐庵，卻在道聽途說，收集奇聞的基礎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地揮就了“千古奇冤”武大郎與潘金蓮。而他聽到的材料又是從何而來呢？那自然是早年西門慶和王某四處杜撰詆毀而流傳下來的了。從北宋到明朝，那么多年過去，流言蜚語非但沒有減少消失，反倒因為四處的流傳而更加被人“熟知”。再經過施耐庵在聞名遐邇的《水滸傳》中大肆渲染一番，更加使得夫妻二人的“形象”被中國人更多的“認識”。若沒有《水滸傳》，哪會有后面的《金瓶梅》對潘金蓮的徹底“定性”？
對于潘金蓮，施耐庵就象一個娛樂記者一樣，將聽來的東西經過加工整理，給當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聲譽上的損失。但他的后人卻深明大義努力為蒙冤的夫妻昭雪。盡管如此，盡管清河縣的縣志也明文記載著武大郎夫妻的真實一面，盡管乾隆皇帝也為武大郎立過碑，但千百年來民眾中流傳的形象已經鐵一般的固定下來。
當然，今天的我們已無法要求施耐庵向潘金蓮夫婦道歉。可以說潘金蓮已經成為了一個符號化的人物，已經成了“通奸淫婦”的代名詞，縱然百姓現在重新認識其真實面目，這一符號恐怕也很難消失。歷史上真實的曹操、歷史上真實的李鴻章都可以被人們重新認識，但是潘金蓮可以嗎？
其實著名作家陳忠實在為創作《白鹿原》進行前期準備的時候就發現，一面是歷史上官方文件為那些所謂貞節烈女留下榜樣的記錄，一面是民眾間廣為流傳的男女之間的逸聞趣事，民眾流傳的歷史與官方記錄的歷史已經產生了明顯的割裂。所以我們不妨可以想象，如果潘金蓮沒有被詆毀，縱然她被官府的歷史以賢妻良母的形象記錄下來，也無法擁有后來巨大的“名氣”，因為這也正如陳忠實發現的割裂一樣，民眾更多的樂于流傳關于女人不貞潔而越軌淫蕩的東西。在民眾中間流傳下來的光明磊落的英雄好人，除了很少很少的幾個女性之外，映入眼簾的都是男人形象了。而這既是封建社會對女性壓抑的一個表現，似乎也是當今女明星的情感緋聞廣受關注的原因吧。
還有不得不說的一點就是，隨著婚外情和越軌的日益猖獗，原本以“淫婦”形象被人們認識的潘金蓮逐漸受到性自由性解放者們的追捧，也想向她學習追求自己想要的“快樂”，潘金蓮轉而又成了“女性解放”的榜樣。這難道不讓人再一次啼笑皆非嗎？我們對歷史人物乃至今天人物的認識，經常是一味的批判或者盲目的崇拜，他們要么做“鬼”，要么做“神”，就是沒能在我們眼里做一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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