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個異姓的“諸侯王”外，又陸續封了一百三十多個功臣為“列侯”。漢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這諸侯王和列侯兩級。在漢初，這兩級的差異是很大的。第一，王國的境土“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縣”；這七個王國合起來就占了“天下”的一大半。但侯國卻很少有大過一縣的。劉邦序次功臣，以蕭何為首，而蕭何初受封為酂侯時，只食邑八千戶；后來劉邦想起從前徭役咸陽時，蕭何多送了二百錢的贐，又加封給他二千戶；后來蕭何做到相國，又加封五千戶；合共才一萬五千戶。終漢之世，也絕少有超過四萬戶的列侯。第二，諸侯王除享受本國的租稅和徭役外，又握著本國政權的大部分。王國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樣的。漢代的官制大抵抄襲秦朝。中央有丞相，王國也有之；中央有御史大夫，王國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國則有中尉。王國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諸侯王任免。但列侯在本“國”，只享受額定若干戶的租稅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戶，而該國的民戶超過此數，則余戶的租稅仍歸中央，并沒有統治權。他們有的住長安，有的在別處做官，多不在本國。侯國的“相”實際是中央所派地方官，和非封區里的縣令或縣長相等漢制萬戶以上的縣置令，萬戶以下的縣置長。他替列侯征收租稅，卻不臣屬于列侯。在封君當中，朝廷所須防備的只有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無足輕重的。
最初，諸侯王都是異姓的。異姓諸侯王的存在，并非劉邦所甘愿。不過他們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據地為王。假如劉邦滅項之后，不肯承認他們既得的地位，他們在自危之下，連合起來，和劉邦抵抗，劉邦能否做得成皇帝，還未可知。所以當劉邦向群君臣詢問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過劉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與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后，就不然了。他在帝位未坐穩之前，不能把殘余的割據勢力一網打盡；在帝位既坐穩之后，卻可以把他們各個擊破。他最初所封諸王，除了僅有眾二萬五千戶的長沙王外，后來都被他解決了。假如劉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純郡縣制度，他完全可以把異姓諸侯王的國土陸續收歸中央。此時純郡縣制度恢復的主要障礙似乎只是心理的。秦行純郡縣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這個當頭的歷史教訓，使得劉邦和他的謀臣認“封建”制為天經地義。異姓的“諸侯王”逐漸為劉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后來，他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辈贿^漢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雖同，實則大異。在周代，邦畿和藩國都包涵著無數掌權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漢初，邦畿和藩國已郡縣化了。而且后來朝廷對藩國的控制也嚴得多：藩國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發兵。
在高帝看來，清一色的劉家天下比之宗室的異姓雜封的周朝，應當穩固得多了。但事實卻不然。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央對諸侯王國的駕馭，已成為問題。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間，濟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變，雖然他們旋即被滅，但擁有五十余城的吳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跡。他收容中央和別國的逃犯，用為爪牙；又倚恃自己熔山為錢、煮海為鹽的富力，把國內的賦稅免掉，以收買人心。適值吳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后日的景帝賭博，爭吵起來，給皇太子當場用博局格殺了，從此吳王濞稱病不朝，一面加緊地“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文帝六年，聰明蓋世的洛陽少年賈誼時為梁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認為時事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今本作可為流涕者二，據夏炘《賈誼政事疏考補》改，可為長太息者六”。其“可為痛哭者一”便是諸侯王的強大難制。他比喻道：“天下之勢，方病大，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彼_的醫方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說，分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們的兄弟或子孫，這一來諸侯王的數目增多，勢力卻減少。后來文帝分齊國為六，淮南國為三，就是這政策一部分的實現。齊和淮南被分之前，潁川人晁錯提出了一個更強硬的辦法，就是把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歸中央。這個提議，寬仁的文帝沒有理會，但他的兒子景帝繼位后，便立即采用了。臨到削及吳國，吳王濞便勾結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國皆從齊分出、楚、趙等和吳共七國，舉兵作反。這一反卻是漢朝政制的大轉機。中央軍在三個月內把亂事平定。景帝乘著戰勝的余威，把藩國一切官吏的任免權收歸朝廷，同時把藩國的官吏大加裁減，把它的丞相改名為相。經過這次的改革后，諸侯王名雖封君，實則食祿的閑員；藩國雖名封區，實則中央直轄的郡縣了。往后二千余年中，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繼位，更雙管齊下地去強干弱枝。他把賈誼的分化政策，極力推行。從此諸侯王剩余的經濟特權也大大減縮，他們的食邑最多不過十余城，下至蕞爾的侯國，武帝也不肯放過，每借微罪把它們廢掉。漢制，皇帝以八月在宗廟舉行大祭，叫做“飲酎”，屆時王侯要獻金助祭，叫做“酎金”。武帝一朝，列侯因為酎金成色惡劣或斤兩不夠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際是漢代統治權集中到極的時期，也是國家的富力發展到極的時期。
秦代十五年間空前的工役和遠征已弄到民窮財盡。接著八年的苦戰光算楚漢之爭，就有“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這還不夠。高帝還定三秦的次年，關中鬧了一場大饑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及至天下平定，回顧從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萊。它們的戶口往往什去八九，高帝即位后二年，行過曲逆，登城眺望，極贊這縣的壯偉，以為在所歷的都邑中，只有洛陽可與相比，但一問戶數，則秦時本有三萬，亂后只余五千。這時不獨一般人民無蓄積可言，連將相有的也只乘牛車，皇帝也無力置備純一色的駟馬。
好在此后六七十年間，國家大部分享著不斷的和平，而當權的又大都是“黃老”的信徒，守著省事息民的政策。經這長期的培養，社會又從蘇復而趨于繁榮。當武帝即位的初年，據同時史家司馬遷的觀察，“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計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而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馬聚成群”。
政權集中，內患完全消滅；民力綽裕，財政又不成問題；這正是大有為之時。恰好武帝是個大有為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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