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是部“人間喜劇”式的作品。這部作品給人印象最深的，或許就是以西門慶為中心人物的種種性活動。在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中，“萬惡淫為首”。因而作者淋漓盡致地寫西門慶的性事(變態性心理與性行為)，正是從人類生活的一個本質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階級萬劫不復的沒落和腐敗。
有人將西門慶的性瘋狂，與以李贄為代表的晚明進步思潮相提并論，那就更離譜了。
晚明性文化實則有兩個潮流。一是以李贄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所傳播的，以個性心靈解放為基礎的人文主義思潮。李贄針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主張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貨好色。但他并非主張淫亂，因為其理論軸心是“童心說”。所謂“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赤子心”。“夫童心者，絕被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贄《焚書》卷三《童心說》。。在李贄的影響下，袁中郎、湯顯祖、馮夢龍等都加入了這一潮流。袁中郎提出“獨抒性靈”，“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三《敘小修詩》。。湯顯祖則高倡“至情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湯顯祖《玉茗堂文》之六《牡丹亭記題辭》。。馮夢龍主張“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承認“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時又劃分開情與淫的界限，指出：“夫情近于淫，而淫實非情”馮夢龍《敘〈山歌〉》，高洪鈞輯《馮夢龍集》第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年月版。。不難看出，西門慶的思想言行與這一思潮，毫無共通之處。
另一個是以腐敗的封建當局為代表掀起的縱欲主義的濁流。嘉靖、隆慶兩朝皇帝都喜用春藥，神宗萬歷皇帝是個“酒色財氣”四毒俱全的昏君。諸侯王的荒淫有過之而無不及，“挾娼樂裸，男女雜坐，左右有忤者，錐斧立斃，或加以炮烙”(《明史·諸王傳》)就是他們的丑跡寫照。上行下效，濁臭熏天。魯迅曾說：“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幸于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于是頹風漸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第—頁。。
人道：性是生命之光。晚明的兩股潮流都未離開性這個命題，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前者引人升華，后者誘人沉淪。前者訴諸于精神世界，因而有《四聲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題詞》)，來呼應那富有思想啟蒙色彩的進步思潮。后者則影響著世俗世界，正如魯迅所言：“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為恥。風氣既變，并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而在當時，實亦時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第頁。。于是“穢書”(如《如意君傳》、《繡榻野史》、《癡婆子傳》等小說)、春畫(萬歷版《風流絕暢圖》、《鴛鴦秘譜》等為精美的彩色套印)與房中書(《某氏家訓》、《素女妙論》、《修真演義》等)盛行一時，甚至“隆慶窖酒杯茗碗，俱繪男女私褻之狀”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西門慶正是那縱欲主義濁流中的產物。
十六世紀末的中國，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亂世”，而是“末世”，是“濁世”。這是將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發展的時代，死的抓住了活的！兩股潮流相生相克，濁流時而蓋住清流，夜光時而淹沒曙光，腐敗時而侵蝕著詩情。這是歷史應該轉變而未能轉變的時代，“有歷史而無事變”！用以書寫這一頁歷史的，既不是輝煌的金色，也不是象征絕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悶的灰色作基調，雜以各種中間色。這就是產生《金瓶梅》那個時代的風光。《金瓶梅》的作者未必從以李贄為代表的人文主義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營養，因而他不可能寫出杜麗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與縱欲主義的濁流和光同塵，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門慶的水平線上去寫西門慶，沒有將《金瓶梅》寫成如《如意君傳》之類“專在性交”的“穢書”，而是站在較高的角度，“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第頁。
不過，人文主義與縱欲主義之間雖有著本質差異，但由于兩者都涉及到性，在那灰色背景下，曙光與夜光有時皆呈朦朧，叫人難以分辨。《金瓶梅》研究中時有論者將兩者混為一談，以致視“淫”為“情”。《紅樓夢》有正本第六十六回脂批云：“余嘆世人不識‘情’字，常把‘淫’字當作‘情’字；殊不知淫里無情，情里無淫。淫必傷情，情必戒淫。”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第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年月版。古人尚且有此見識，今人更當有明確的分辨。
《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是部“人間喜劇”式的作品。這部作品給人印象最深的，或許就是以西門慶為中心人物的種種性活動。在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中，“萬惡淫為首”。因而作者淋漓盡致地寫西門慶的性事(變態性心理與性行為)，正是從人類生活的一個本質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階級萬劫不復的沒落和腐敗。而那種從西門慶性事中看到“性解放”的觀點，或許有違《金瓶梅》的文本實際，難以站得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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