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歲末，要我參加的多種社會文化活動突然擁塞在一起，因此我也變得“重要”起來，一位朋友甚至夸張地說，他幾乎能從報紙的新聞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難道真是這樣了？我只感到渾身空蕩蕩、虛飄飄。
實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電話中，生愣愣地插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待對方報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著話筒站起身來：那是年前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穆尼先生。他在電話中說，年前的春節，我曾與同班同學曹齊合作，畫了一張賀年片送給他。那張賀年片已在“文革”初被抄家時遺失。老人說：“你們能不能補畫一張送我，作為我晚年最珍貴的收藏？”老人的聲音，誠懇得有點顫抖。
放下電話，我立即斷定，這將是我繁忙的歲末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書桌前，腦海中出現了年代初歡樂而清苦的中學生活。那時候，中學教師中很奇異地隱藏著許多出色的學者，記得在初中一年級時，我們自修課的督課老師竟是著名學者鄭逸梅先生，現在說起來簡直有一種奢侈感。到高中換了一所學校，依然學者林立。我的英語老師孫玨先生對英語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雙重造詣，即便在今天的大學教師中也不多見。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見過世面的人，至少當時我們就在舊書店里見到過他在青年時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學里當個語文教師。記得就在他教我們語文時，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賽中得了大獎，引得外校教師紛紛到我們班來聽課。穆尼老師來勁了，課程內容越講越深，而且專挑一些特別難的問題當場向我提問，我幾乎一次也答不出來，情景十分尷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師，你明知有那么多人聽課，向我提這么難的問題為什么不事先打個招呼呢？后來終于想通：這便是學者，半點機巧也不會。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約略辨識學問和人格的亮度。我們當時才十四五歲吧，一直傻傻地想著感激這些老師的辦法，憑孩子們的直覺，這些老師當時似乎都受著或多或少的政治牽累，日子過得很不順心。到放寒假，終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學約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課老師家拜年。那時的中學生是買不起賀年片的，只能湊幾張白紙自己繪制，然后成群結隊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說好了，無論如何也不能吃老師家的，怯生生地敲開門，慌忙捧上土土的賀年片，囁嚅地說上幾句就走。老師不少，走得渾身冒汗，節日的街道上，有一隊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齊代表全班同學繪制賀年片。曹齊當時就畫得比我好，總該是他畫得多一點，我負責寫字。不管畫什么，寫什么，也超不出多歲的中學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點稚拙的涂畫，竟深深地鐫刻在一位長者的心扉間，把年的歲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齊，已是一位知名的書畫家，在一家美術出版社供職。我曾看到書法選集乃至掛歷上印有他的作品，畫廊也有他的畫展。當他一聽到穆尼老師的要求，和我一樣，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選出一張上好宣紙，恭恭敬敬畫上一幅賀歲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學院。我早已磨好濃濃一硯墨，在畫幅上端滿滿寫上事情的始末，蓋上印章，再送去精細裝裱。現在，這卷書畫已送到穆尼老師手上。
老師，請原諒，我們已經忘記了年前的筆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復制的純凈，只得用兩雙中年人的手，卷一卷年的甜酸苦辣給你。
在你面前，為你執筆，我們頭上的一切名號、頭銜全都抖落了，只剩下兩個赤誠的學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超拔煩囂，感悟某種跨越時空的人間至情。
憑借著這種至情，我有資格以年前的中學生的身份對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說：記住，你們或許已在創造著某種永恒：你們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會后悔，有一些卻有穿越幾十年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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