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五臺最早是道家的地盤，《道經》里稱五臺山為紫府山曾建有紫府廟。《清涼山志》稱佛教的文殊菩薩初來震旦（古代印度人稱中國為震旦）時，居于石盆洞中，而石盆在道家的玄真觀內，這說明當時五臺山為道家所踞。
佛教最初傳入我國時，只有少數人奉行。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國（原居我國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的少數民族，西遷中亞后建立的國家）國王的使者伊存來到當時中國的首都長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經給一個名叫景盧的博士弟子，這是中國史書上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記錄。
佛教傳入五臺山，普遍的說法是始于東漢。史籍記載，永平十年（公元年）十二月，漢明帝派往去西域求法的使者同兩位印度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來到洛陽。
永平十一年在洛陽城西雍門外御道之南，建造一座僧院以供主兩位印度高僧居住為紀念白馬負經（《四十二章經》）輸像（佛像）之功，因名白馬寺。
永平十一年，迦葉摩騰、竺法蘭從洛慢來到了五臺山（當時叫清涼山）。由于山里很早就有阿育王的舍利塔，再加上五臺山又是文殊菩薩演教和居住的地方（相傳峨嵋山是普賢菩薩、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演教和居住的地方），他二人想建寺，但由于當時五臺山是道教根據地，他二人頗受排擠奏知漢明帝。據《國史舊聞》第一冊五二頁載：“永平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明帝集諸道士于白馬寺，使與摩騰、竺法蘭二人塞法”。雙方達成協議－－約期焚經，以別真偽（相傳，焚經地點在今西安焚經臺）。焚經的結果，道教經文全部焚毀，佛教經文卻尚未完全燒盡，他二人獲得建寺的權利。臺內山多地廣，河流縱橫，何處建寺適宜？《清涼山志》載：“在大塔左側，有釋迦佛所遺足跡，其長一尺六寸，廣六寸，千幅輪相，十指皆現”。相傳他二人不僅發現此足跡，而且還發現有“舍利”，再加上營坊村這座山的山勢奇偉，氣象不凡，和印度的靈鷲山（釋迦佛修行處）相似。由于這三種原因，故決定在此建寺。寺院落成后，寺以山名－－靈鷲寺。漢明帝劉莊為了表示信佛，乃加“大孚”（即弘信的意思）兩字，因而寺院落成后的全名，叫做大孚靈鷲寺。大孚靈鷲寺是現今顯通寺的前身。從那時起，五臺山開始成為中國佛教中心，五臺山的大孚靈鷲寺與洛陽白馬寺同為中國最早的寺院。
南北朝時期，五臺山佛教的發展出現第一個高潮。北魏孝文帝對靈鷲寺進行規模較大的擴建，并在周圍興建了善經院、真容院等十二個寺院。北齊時，五臺山寺廟猛增到二百余座。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詔在五個臺頂各建一座寺廟。即東臺望海寺、南臺普濟寺、西臺法雷寺、北臺靈應寺、中臺演教寺。也因為五臺山是文殊菩薩演教的地方，所以這五個臺頂上的寺廟均供奉文殊菩薩，但五個文殊的法號完全不同：東臺望海寺供聰明文殊、南臺普濟寺供智慧文殊、西臺法雷寺供獅子文殊、北臺靈應寺供無垢文殊、中臺演教寺供孺童文殊。從此以后，凡到五臺山朝拜的人，都要到五個臺頂寺廟里禮拜，叫做朝臺。此時五臺山之名已經大量出現在北齊史籍之中了。
盛唐時期，五臺山佛教的發展出現了第二個高潮。《華嚴鈔》載：“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公元－年）莫不傾仰靈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頂……不可悉記。”這個期間據《古清涼傳》全山寺院多達三百所，有僧侶三千多人。此時的五臺山，不僅是我國著名的佛教名山之一，而且是名副其實的佛教圣地了，被譽為我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五臺山佛教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年）、唐武宗會冒五年（公元年）、后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年），所謂“三武一宗”，由于他們不信佛，曾經四次大滅佛法，全國不少佛教寺廟遭到了毀壞，五臺山也不例外，所有的寺院幾乎被焚毀殆盡，僅留下一座邊遠小廟南禪寺。后來，唐宣宗雖大興佛法，五臺山因元氣大傷，難以復原。到了北宋，臺內、臺外寺廟僅存七十二所。北宋的太宗、真宗和仁宗信奉佛教。這三個皇帝留在五臺山上的“天書玉札”就達三百八十多軸。元至明初，五臺山的寺廟建筑又有所恢復。
明清時期，五臺山佛教再度振興，出現了第三個高潮。清代各帝，均信佛法。康熙時，還在臺懷、射虎川和南臺等地營建行宮，每隔兩三年必朝山一次。乾隆時也是如此，直到嘉慶中年以后，才不復繼續下去。民國年間，仍有善男信女布施錢財，修建寺廟。據一九五三年成立的“五臺山古跡保護所”調查，臺內、臺外、臺頂、臺下青廟有九十九座，黃廟有二十五座，共計一百二十四座（《五臺山導游》一書，有座寺院的名稱表）。在抗日戰爭前，通常冬季五臺山有僧尼一千余人，夏季的二千余人。日寇侵占五臺山以后，許多僧尼逃走，五臺山佛教驟衰。一九四六年五臺山解放后，這座舉世聞名的佛教名山才真正回到了人民手里。一九五二年，政府拔款對五臺山的古跡進行整修。一九五三年，又正式成立了五臺山古跡保護所，對寺廟建筑和名勝古跡有重點在進行保養和修繕。在這方面，五臺山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宗教事務委員會，作出了很大努力。使得五臺山這位歷經滄桑的歷史“老人”，如今能以新的姿態，新的面貌迎接慕名而來的中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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