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偉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會遮擋住與他互為伴侶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的光輝。對于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來說，就屬于這種情況。
中共“九大”后，毛澤
我在鄧大姐身邊幾十年，對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鄧大姐是那種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產(chǎn)黨人，尤其是同周總理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常常為了大局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
年月，鄧大姐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此時的她，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調(diào)動起來，常常工作起來就忘了休息。看到鄧大姐如此高齡還能這樣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常常想，以鄧大姐這樣的資歷和經(jīng)驗，解放后這么多年都沒有擔任國家的高職，這對國家來說是否也算一種損失呢？
后來我聽說，早在年周總理在世時，黨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過讓她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可周總理不同意。我不知道這話是否當真，有一次就同鄧大姐說起來。鄧大姐可能早就知道這件事，她聽后平靜地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那時不讓我上是對的。如果恩來在的話，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副委員長的。”
“當總理的夫人其實很難。”那次我和鄧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觸地對我說。鄧大姐還告訴我，周總理同她有個君子協(xié)議：兩個人不能在同一個部門工作。因為這個協(xié)議，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鄧大姐出任政務(wù)院政務(wù)委員職務(wù)，周總理就沒讓她上。鄧大姐回憶說：“定工資時，蔡大姐定為級，我按部級也該定級，可到他那里給劃為級；國慶周年上天安門的名單，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給劃掉了；恢復(fù)全國婦聯(lián)時，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壓低我。”
鄧大姐對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她很坦率地認為她的工作是黨分配的，不是因為周恩來的關(guān)系人家才要選她的。但是，對于周總理生前的種種考慮，鄧大姐也能十分理解，從性格上說她也不是那類看重名譽地位的人。鄧大姐笑著說：“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時也要有點委屈嘛。”
作為共和國總理的妻子，鄧大姐的委屈其實并不少，比如，她陪周總理去外地工作，因為沒有個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費，連服務(wù)員的費用都自己付。鄧大姐也不像其他一些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夫人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交際場合，她很少陪周總理外出，就是有時因公陪同出去也要向組織寫報告，經(jīng)過批準才去。多少年來，鄧大姐處處謹慎，總是盡量避免給周總理的工作帶來麻煩。
在西花廳，鄧大姐將自己的位置擺得恰如其分，凡是周總理的“三保”（保工作、保健康、保安全）工作需要鄧大姐做的事，鄧大姐都是以家屬和黨員的身份配合做好；如果確實需要我們做什么事，她也總是用民主的態(tài)度和商量的口氣提出要求。
一般的人認為，凡是周總理知道的事，鄧大姐也一定會知道，其實不然。周總理去世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和鄧大姐說話時提到一件事，鄧大姐聽后一臉狐疑。那人驚奇地說：“怎么？鄧大姐你不知道呀？”鄧大姐說：“你們別以為恩來知道的事我全知道，沒有那么回事。”
從生活上，鄧大姐對周總理的照顧比較多一些。為了不讓周總理分心，身為總理妻子的鄧大姐有一個重要任務(wù)就是處理好親屬間的事。周總理的親屬比較多，鄧大姐主動承擔起照顧周家親屬的任務(wù)。從建國以后，周總理和鄧大姐就開始用工資的結(jié)余部分資助周家親屬的生活并接濟他們來北京治病，直到周總理去世后多年，鄧大姐還一直管著他們。鄧大姐說，要是不安排好這些人的生活，也會給周總理帶來不好的影響。因此，作為總理夫人，這也是她要盡到的責任。
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后，鄧大姐擺脫了“總理夫人”的束縛，她盡自己的所能努力工作，在年的任期里干得相當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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