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在中國東北竊取龐大利權，而且一度伸展它的魔爪及于朝鮮。當時朝鮮的君臣也頗想“以夷制夷”，引進俄國來抵制日本，任命了一個俄國人阿來克西埃夫充任總稅務司，又聘請若干俄國人擔任朝鮮軍隊教官，管理朝鮮兵工廠，甚至在朝鮮財政部里面也設了俄國顧問。
不過，日本很警覺。它花了幾個月工走，使用外交手段把俄國收買。日、俄兩國在年(光緒二十四年)月，簽訂了一件《東京協定》，互相承認彼此在朝鮮與中國東北的“商業利益”。于是，所有俄國人在朝鮮擔任總稅務司、教官與顧問的，都撤離了朝鮮。
倒霉的，仍是朝鮮與中國。弱者不自己發奮圖強，只知依賴他人，結果總是一死。
在甲午之戰以后、庚子以前的幾個年頭，中國國運之艱史無前例。“睡獅”在列強的心目中已是奄奄一息的“東亞病夫”，靜待送終、分尸。
清廷于訂立《中俄密約》及與此密約相連帶的《華俄道勝銀行合同》和《中東鐵路合同》以后，似乎也深悔引狼人室，惴惴于東北即將為俄國所吞噬，于是想出了再引一狼，以敵此狼的辦法。辦法是趕緊請英國助筑一條由山海關外四十英里地點的中后所到達新民府與營口的鐵路。
經過多次接洽與波折，清廷的國有鐵路公司與匯豐銀行在光緒二十四年陽歷lo月l日立約，借款二百三十萬英鎊，九折實收，年利百分之四點五，以所筑鐵路及其他鐵路之資材收入為擔保，到期如本利欠付，當由中國政府負責償還。
結果是，俄國直接與英國交涉，在次年月日，和英國簽訂了一個《圣彼得堡協定》，互相承認勢力范圍：英國允諾不向中國索取長城以北的鐵路建筑權，或妨礙俄國的其他“要求與權益”，俄國也允諾不向中國索取長江流域各省的鐵路建筑權或英國的其他“要求與權益”。
這個《英俄圣彼得堡協定》，可說是日、俄《東京協定》的翻版，同時也是有關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的一項重要文獻。
孫中山在“中國存亡問題”中說，和英國作朋友是最危險的事，與其和英國作朋友，不如和英國作敵人。英國無法犧牲其敵人的利益，而很有辦法于必要時大慷朋友之慨。
我們不能怪英國之如此賣友媚敵、合伙分贓，只能怪清廷之一再瞎了眼，先請英國在東北抵制俄國，其后又請英國在山東抵制德國。
德國自從威廉第二即位以來，極想在遠東插足。它參加俄、法兩國的干涉還遼，存心不良。在獲得了對華借款的權利以后仍不滿足，而處心積慮派專家到中國沿岸選擇港口，在事實上把膠州灣測量得詳詳細細，然后靜待機會。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八，山東境內的土匪在曹州府鉅野縣的鄉村打家劫舍，殺了不少老百姓，也殺了在當地傳教的兩個教士。威廉第二接到報告，認為機會已到。
戚廉第二電令在遠東的三艘兵船，立即向腔州灣移動，同時派遣胞弟亨利親王率領一批艦隊，陸續開往遠東，向膠州灣集中。
守膠州灣的章高元，在十月二十日這一天大叉麻雀(麻將)，接到德國三艘兵船的帶兵官棣德黎的一封信懶得拆，等到麻雀叉完才知道這封信是哀的美敦節，限他于四十八小時內退出膠州灣。
他出去一看，膠州城內已經進了若干德國兵(全軍共有六百)。于是，他“單刀赴會”，走上德國的兵艦，找棣德黎“講理”，棣德黎留他在船上作為俘虜。
山東巡撫李秉衡向清廷撤告，主張趕緊增募四營新兵，會同膠州灣已有的四營，對德軍作戰。清廷主張慎重，理由倒也充分：“新募之營烏合，適啟(德國)戒心，毋庸招募。此事已飭總署與之理論，再定進止。”
總署(總理衙門)這時的負責人是奕訢。李鴻章從歐美漫游歸來，未能回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任(巳由王文韶接替)，這時被派在總理衙門“行走”(為總理衙門的若干大臣之一)。
李鴻章向奕訢建議，請俄國向德國調停。德國于是先發制人，向俄國承諾贊成俄國以“中國北部”與朝鮮為俄國的勢力范圍，并且允許俄國于德占膠州灣以后，仍可將俄國兵船開入膠州灣停泊。
俄國的回答是，德國不妨將中國沿海更南的一處地方租為軍港。德國對于金門島，本來也有興趣。俄國同時卻暗示日本。對德國的企圖密切注意。(為了暫時討好日本，俄國又特地將兵船從旅順撤走，退至海參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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