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作家中，世紀法國的喬治·桑是個“性自由”的鼓吹者，也是個親身體驗的實踐家。她歲時和一個富有的男爵結婚，生有一子一女。她的第一個情夫是個法院的差官，意思薄弱；第二個情夫身體魁梧，但缺乏教養；第三個是裘爾·桑德，很符合她的理想，于是就離家出走，在巴黎和桑德同居。
喬治·桑不斷地像更換衣服似地更換情人。年法國的浪漫派詩人兼小說家繆塞和她一起到威尼斯旅行，在下榻旅館的床上被她罵為性無能而被趕出來。詩人海涅因被她發現有梅毒而遭拋棄。法國浪漫派小說家梅里美和她同房，因為“成績不佳”、不能使她獲得性滿足僅兩夜就被她拋棄了。波蘭的天才作曲家、比喬治·桑小六歲的蕭邦年開始和她同居，到了年因感情不合分手，幾乎耗盡精力。
十日談》第七天故事之二：妻子指揮丈夫爬進桶內去洗刷，她卻和情人在桶外性交。
世紀的法國文壇，文學巨匠風云際會。且不說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你隨便找一位名作家，如大仲馬、儒勒·凡爾納等，都可以支撐一個時代的文學局面。他們各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來占領一角天空，在上頭盡管發自己的光，或強或弱，或明或暗，或持久或瞬息，滿天閃爍得難止難收，果然是一場思想、智慧、哲學的大競技。不過，這場活神話的屬性是陽性的，鬧鬧嚷嚷的，都是些西裝革履蝴蝶結的男士。而女人呢，任你出身寒門或富豪世家，只要一出嫁，馬上變成帶到夫家的嫁妝當中的一件活寶。丈夫對妻子的管束權力，一如對她帶來的財產的絕對管理權，遑論其他。女人，只能滿足于從她們燒菜做飯的廚房里，為那些男人發出一點喝彩聲。
然而，在這樣的陽剛世界里，歷史為法國文壇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年，一部名叫《印第安娜》(lndiana)的小說出來了。第一版雖然只印了冊，卻獲得了輿論界的好評。作者署名GeorgeSand，一個古怪的名字。問題是個Sand字，這是前所未見的。不過，誰也沒有猜想這是個女性，但凡有“德行”的女人，不會這樣拋頭露面。
原來這個喬治·桑，也有意將自己當成男人。她出現在巴黎的時候，身穿男裝背心，外衣，長褲，打一條寬闊的羊毛領帶，頭戴灰色男帽，手拿拐杖。她也抽煙，吸煙斗。福樓拜干脆把她當成男人，戲稱：“我要認識她，正如我已經認識了她那樣，以便了解在這個大男人身上所具有的女性。”她第一次聽肖邦彈琴，邊聽邊抽煙，使肖邦驚詫不已。巴爾扎克到諾昂去拜訪她，兩人在壁爐前閑聊，她也一邊聊天一邊抽煙。年，巴爾扎克寫信給韓斯卡夫人說：“這是個男人，尤其是她想做一個男人，摒棄女人的角色。”
說喬治·桑摒棄女人的角色，不完全中肯。正因為她的女人角色演得太入戲，將周圍的男性盡管變成她的情人，才招致社會上的謠言紛紜。她曾經結婚，婚后有情人，跟情人一起住在丈夫隔壁房間里，后來為性自由而離婚。她那個Sand字，是從他的情人Sandeau而來。成了作家之后，從繆塞開始，直到肖邦、李斯特……情人一大堆。平日的交往，幾乎將那個時代的著名文化人一網打盡。在她的諾昂故居里，設有肖邦的工作室、睡房，有為李斯特準備的鋼琴，有數度造訪諾昂的德拉克洛瓦為她的兒子畫的肖像。先后到訪的著名文化人，包括巴爾扎克、小仲馬、屠格涅夫，畫家盧梭在內，總共二十八個。然而，在那個時代的人的眼里，所謂才華、靈魂、藝術、藝術生命，只該男人擁有，喬治·桑成為作家，已經不是個好女人；何況“所有人都見識過她的‘屁股’”；又何況，她是世紀女權運動的中心人物。她要求性的自由平等，要求家庭范圍中婦女的合法地位。她要思想、寫作、說話、生活、工作的自由，要經濟獨立，指出問題不在于兩性的差別，而在于婦女所處的狀況。喬治·桑所引起的震動，沖擊著整個歐洲，一直波及到美國。后來的西蒙·德·波伏娃，只能算是她的師妹。她反對女性進入法蘭西學院，理由是：“法蘭西學校是一無用處的偉大，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開始，就像一盞將熄滅的燈。”盡管雨果對她十分尊重：“在這個以完成法國革命，并開始人類革命為天數的世紀，性的平等是人類平等的一部分，一個偉大的女人是需要的。”
但，并非所有文人都有這種氣度，什么“嘩眾取寵”，“女鬼”，“公廁”等污言穢語紛紛拋向那個女人。而那個女人，有著很高的寫作天分和勤懇的寫作態度。她家賓客如云，客人來到，總是先讓他們自己去玩，她繼續寫作，到工作完畢才出來見客。她落筆輕易快捷，繆塞說：“我工作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寫了十行詩，喝了一瓶酒；她喝了一公升牛奶，寫了半部書。”喬治·桑一生寫了二十四部小說，幾大部頭戲劇、文學評論、政治評論，大量的通訊集。龔古爾兄弟對喬治·桑的工作能力表示欽佩，卻不掩飾習慣性的對女性的鄙視：“天才應該屬于雄性，斯達葉爾(Stael)夫人和桑夫人的解剖是奇怪的，她們的結構有點雌雄同體。”對《魔沼》的評價是：“假天才，天才的作假，女人都是些假天才。”福樓拜有一天問她：“你對女人的看法怎樣?啊，你是第三性么?”詩人拉馬丁說她，“在天才的混戰中丟失了她的性別。”
然而喬治·桑這個長臉大眼，鼻子又高又長，臉龐俊俏而不嬌媚的女人，可是個又勇敢膽子又大的女作家，她頂住一切風浪，以自己的魅力來創造自己的生活，化腐朽為神奇，使那些攻擊她的男人，最后變成她的朋友，比如龔古爾兄弟。她要在男性的神廟中占一席位，真是談何容易。然而她的創作天分，不但使她占得應有的一席，且給文壇開創了新視野。逝世一百多年以來，她被譽為田園作家。她擅長描寫生活在田園中的人的故事，他們的愛情，周圍的大自然。作為女作家，她介入社會生活，尤其關心婦女，描寫她們的生活、婚姻，幸福或者不幸。她的愛情故事，均帶著理想主義色彩，不單是男歡女愛，且提到更高的層次：向時代叩問。
要說魅力，喬治·桑的魅力在于她的超時代。作為女人，作為女作家的超時代。她一早紅杏出墻，最后從一場不如意的婚姻中掙扎出來。進入文學世界的同時，一頭栽到性自由當中。龔古爾兄弟尤其覺得可怕的是，“她以一種冷血的姿態來描寫她的情人們，而他們幾乎都跟她上過床。”年出版的《雷利亞》(lélia)，集中了所有的污濁：頹墻敗瓦，暴雨狂風，被欲念折磨的教士，被悔恨齒噬的妓女。作者還透露，這是她個人的經驗。德·費依德(CapodeFeuillide)勸告讀者：“你打開《雷利亞》的時候，最好將自己關在書房，以免讓污穢流到外邊。”這部著作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一部反潮流的作品，一如法國眼下的戴邦德(Despentes)現象。這些闖禁區的女作家，有她們的繼往開來，一脈相承。性是人的最隱私，藏在人的最深處。沒有性就沒有生活，性是正常的，但也可以使人變成魔鬼。不論男女作家，又有多少人不瘋狂，不樂于跟魔鬼打交道?女作家闖性禁區，原來不只是屬于我們的世紀。且看看喬治·桑的表白，這是她給文學評論家圣·伯夫的一封信中寫的：“活著，真令人陶醉!愛，被愛!這是幸福!這是一片天!噢，毫無疑問，過藝術家的生活，我們的座右銘是自由!”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表達，這是喬治·桑最后的托辭，也是藝術家們最后的托辭；但他們心里都明白，寫性愛是求名的捷徑，最容易一炮而紅。作家的聲音像在真空中的呼叫，沒有人聽得見；一旦涉及性愛，就像站在回音壁前，回聲從四面八方來。這點作家明白，也是最需要讀者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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