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書上的資料顯示，有唐一代公主再嫁、三嫁者有二十七人，其中高祖女四人，太宗女六人，高宗女一人，中宗女三人，睿宗女二人，玄宗女九人，共二十五人，約占九成以上。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若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
——唐代前期的婦女地位
唐代婦女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她們的交際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空間。
男女不平等到現在還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然而大多人不愿意去深思其背景，有時候會把社會分工的不平等，當成是男女的不平等。比如在唐王朝，到底婦女地位是提高了呢，還是下降了，就是專家學者之間，也是人說人殊。
在這里呢，我倒是以我的見識，說說個人的看法。我是把唐朝以開元天寶為界限，分成前后兩期。
在唐王朝的前期，婦女的地位是穩步提高的。像李淵的平陽公主為反隋建唐作出過貢獻；太宗皇后長孫氏作為太宗的賢內助，對于朝政也多有匡正；又如安樂公主曾私自奏請中宗立她為皇太女。更為典型的是太平公主，她先后誅“二張”、誅滅韋氏勢力，這可是關系到李唐王朝安危存亡的兩大事件。而至于像武則天與高宗同掌國政，并成“二圣”，最終開創武周來說，可以說簡直是封建女性參政的頂點。
根據史書上的資料顯示，有唐一代公主再嫁、三嫁者有二十七人，其中高祖女四人，太宗女六人，高宗女一人，中宗女三人，睿宗女二人，玄宗女九人，共二十五人，約占九成以上。而唐前期公主共九十一人，再嫁公主占了近三成。唐前期公主再嫁人數之多，足以表明女性并不被貞操觀念所禁錮，能夠自由地離婚改嫁。
《新唐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笑焉，為置酒，悉召他婿與萬徹從容語，握架賭所佩刀，陽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看看，居然要皇帝老兒親自出面，才能為自己的女婿長臉，挽回公主的婚姻危機。
當然，有人要說，那是因為對方是公主，是皇家的女兒的緣故。其實不然，便是大臣之家，這種情況也是比比皆是，而且正是因為妻子在家庭中地位很高，所以呢，“妻管嚴”的例子很多。據唐韓琬《御史臺記》記載：
唐管國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賜而侍子，瑰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妒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妒，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妒，請飲酒。”遂飲之。
另在《隋唐嘉話》中記載：
梁公(房玄齡)夫人極妒，太宗欲賜美人于梁公，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梁夫人答曰：“妾寧妒而死。”乃遺酌卮酒與之，一舉便盡。帝謂人曰：“我尚畏之，何況于玄齡！”
這兩個故事內容近似，傳主不一，可見是實有其事了。按照唐律，女子嫉妒是會被丈夫出掉的，可是在這兩個故事里，丈夫不唯不敢出妻，即便是在皇帝的威壓之下，妻子也并沒有屈服，以至于太宗皇帝貴為萬乘之尊，也碰了一鼻子的灰。這可不是特例啊，像高宗時官至司列少常伯的楊弘武、中宗時御史大夫裴談等都以懼內而出名。
不單單是大臣如此，皇帝比如高宗李治也被武則天管教得服服帖帖的。當武則天被冊為皇后之后，專作威福，李治每次想做些什么，動不動就被武則天所鉗制，以至于氣憤不過，密詔上官儀謀廢后。武則天得知后，大興問罪之師，高宗恐懼之下，居然把所有的責任推給上官儀：“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上官儀由此被送上了斷頭臺，實在是太冤了。
男女地位的平等與否，其實有個標準很簡單，就是觀察男女交往接觸是否自由公開。在唐代，宮廷中后妃、宮女都不回避外臣，不拘禮節。例如史書記載，韋皇后與武三思同坐御床玩雙陸游戲，唐中宗就在旁邊觀看指點。又如唐玄宗的寵臣姜皎常與后妃連榻宴飲，安祿山在后宮與楊貴妃同食、戲鬧，甚至通宵不出。這在后世都是很難想象的。
又比如中興大唐的重臣郭子儀在晚年，退休家居，享于聲色。有一天，盧杞來拜訪他，他正被一班家里所養的歌伎們包圍，在得意地欣賞玩樂。一聽到盧杞來了，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會客室的屏風后面去，一個也不準出來見客。他單獨和盧杞談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們問他：“你平日接見客人，都不避諱我們在場，談談笑笑，為什么今天接見一個書生卻要這樣的慎重？”郭子儀說：“你們不知道，盧杞這個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狹窄，有仇必報。長相又不好看，半邊臉是青的，好像廟里的鬼怪。你們女人們最愛笑，沒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見盧杞的半邊藍臉，一定要笑，他就會記恨在心，一旦得志，你們和我的兒孫，就沒有一個活得成了！”不久盧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過去有看不起他、得罪過他的人，一律不能免掉殺身抄家的冤報。只有郭子儀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還是曲予保全，認為郭令公非常重視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從這件事情上，恰恰反映出唐朝前期人們在男女接觸上胸襟是多么的開闊和爽朗。那么，這種風氣是不是僅僅停留在上層社會呢？我們再看下面這個例子——
晚唐花間派的詩人溫庭筠在少年時喜歡尋花問柳，因此被主管上司姚勖鞭打、驅逐，從此壞了名聲，屢試不第。有一天姚勖有事到溫家中，溫庭筠的姐姐一看到他，就死死地抓住姚的袖子不放，大哭不已，狠狠地責罵姚。姚沒想到溫庭筠的姐姐情緒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受了驚嚇，回家之后，竟得病死了。
看看，連什么男女授受不親的話，都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至于底層人家的男女交往，則更是從容散淡，正如崔顥《長干曲》所描述的那樣——“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宋人洪邁在《容齋三筆》中對此現象總結議論：“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所以，《唐傳奇》中寫陌生男女在外自由地攀談、結識，甚至同席共飲之事不勝枚舉，也就不是什么值得驚怪的事情了。
正是因為唐代婦女的自由度空前提高，所以，她們的交際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空間，這一點，以敦煌文書中“女人社”社約文書體現得最為明白，其中一件為顯德六年(年)所寫——
顯德六年己未歲正月三日，女人社因茲新歲初來，各發好意，再立條件。蓋聞至誠立社，有條有格，夫邑儀者，父母生氣身，朋友長期值，遇危則相扶，難則相救，與朋友交，言如信，結交朋友，世語相續，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讓語先登，立條件與后，山河為誓，中不相違。一、社內榮兇逐吉，親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便須驅驅，濟造食飯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眾社蓋白耽拽便送，贈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諫厚薄輕重，亦無罰責。二、社內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稅粟一斗、燈油一盞，脫塔印砂，一則報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內不諫大小，無格在席上喧拳，不聽上人言教者，便仰眾社，就門罰醴膩一筵，眾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決杖三棒，后罰醴局席一筵，的無免者。
從文書上可以看出署名，共十五人，有社官、長社、錄事、社老以及諸社人，可謂職司分明。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婦女在結社的過程中，不但自愿，還有支配自己家庭經濟支出的權力。
有人要說了，顯德六年，那不是都已經五代了么，這怎么能說是唐前期呢？我想說的是，即便到五代，婦女還有這樣的自由度，那么，初唐中唐時期婦女的地位便可從容地推想暢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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