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中國人，麻將一場

　　世紀初的上海灘，發(fā)生過這樣一件事情——　　

　　傳說浦東有個土地廟對賭徒來說比較靈驗，如果年輕女子前去寄宿的話，神靈會在夢中給予指示，轉(zhuǎn)天去賭的話，按照這個指示投注的八九不離十都能贏。信以為真的丈夫于是便極力鼓動妻子前去試一試。妻子雖然找到了那座建在荒郊野外的小廟，但是卻在留宿的時候遭到兵痞的強奸。當她狼狽不堪地逃回到家中之后，丈夫首先不是安撫受到傷害的妻子之情緒，更沒有想方設(shè)法去懲罰作惡之人，而是急急忙忙地催問神靈給了她什么指示。傷心萬分的妻子悲憤地罵了一句：“你這個烏龜頭!”丈夫大喜，以為這是昨夜妻子得到的神靈暗示，竟然真的跑去買了個烏龜注。賭博賭到如此境界，也確實不易。有道是：一個中國人，悶得發(fā)慌；兩個中國人，就好商量；三個中國人，做不成事；四個中國人，麻將一場。　　

　　說來，這麻將的歷史也著實不短了。麻將牌也作麻雀牌，是由紙牌衍變而成的中國民間傳統(tǒng)游戲玩具，并結(jié)合了唐代葉子牌、宋代轎夫牌、唐字牌、明代馬吊牌、清代默和牌的部分特點，一直到中國近代資本主義萌芽產(chǎn)生前，才最終成為現(xiàn)代麻將的范本及模板。整套麻將牌由外盒、牌塊、骰子、籌碼、位置牌等五部分組成，全副牌共有張，按照牌面圖案和標記，分為紋樣序數(shù)、方位、季節(jié)、文字、植物等五類符號組團，由一筒至九筒張筒牌、一條至九條張索牌、一萬至九萬張萬牌、東南西北張風牌、中發(fā)白張劍牌、春夏秋冬梅蘭竹菊張花牌組成。在競賽的時候，采取隨機抽取的方式，參加的個人分坐在東西南北個方位，集中抓取張基本牌后，按照吃、碰、岔、杠和自行替換的方式，以各類牌型的收集程度作為單局輸贏依據(jù)，以和牌數(shù)量的總數(shù)和規(guī)模的大小決出勝負。　　

　　在民間的傳說和野史中，麻將牌上標識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各有出處。譬如說，最早麻將牌面上有“公、侯、將、相、文、武、百”等七個字，為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者們所忌，大有下謀犯上、玩弄長官的意思，因此曾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禁忌游戲。道光年間浙江舟山有位叫陳漁門的普通群眾，私下里將“公、侯、將、相”改為“東、西、南、北”，將“文、武、百”改為“中、發(fā)、白”，這種大膽的革新使瀕臨滅絕的麻將重獲新生。而骰子本來是單獨的一個游戲品種，被吸收加入以后，更以其投擲概率上的隨機特點強化了麻將牌游戲的公平性。它最初是橄欖型的，到了三國時期，曹植將其改做立方體，并在六個面上分別鐫刻上一點到六點的標注。現(xiàn)在的骰子有兩種顏色的點數(shù)，即一點和四點為紅色，而其余的都是黑色，其顏色的變化與唐明皇有關(guān)。傳說唐明皇和楊貴妃都酷愛骰子游戲，一次該輪到唐明皇擲骰子的時候，惟有兩粒骰子均為四點的時候，才能夠贏了楊貴妃，唐明皇在轉(zhuǎn)動的時候就不停地喊“雙四”，待骰子停下來的時候果然出現(xiàn)了兩個四點。唐明皇見此情形以為吉兆，遂令太監(jiān)高力士將所有骰子的四點都涂飾成朱紅色，后來又將與四點對應(yīng)一面的一點也涂成了紅色，此說引發(fā)民間仿效并一直流傳至今。　　

　　進入晚清，一些達官顯貴、王公大夫終日把玩麻將當作第一要務(wù)，沉醉于這種被他們認為是高雅的“娛樂”之中。在北京，“京師麻雀之賭，大半侶行于仕祿之家”。僅僅數(shù)年間，麻雀“盛行于北方，上而貴官顯爵，下而巨商富賈，無不趨之如狂，沉溺忘返，其一擲巨萬，廢時失業(yè)，為害不可勝言”。參賭者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與眾不同，賭注下得十分豪放，往往一注就超過千元。　　

　　世紀初的北京、天津等許多地區(qū)，玩麻將竟然也成為一種時尚。《大公報》報道，“廿世紀之新中國，新機勃興，南風北競，首先溥遍于所謂上等社會者，厥維麻雀牌，每見嗜之者，濡首其中，忘餐廢寢……且嗜之者，非維新學子，即政界闊官。”具體到天津等地，在眾多賭博中，麻將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對于賭徒來說，“雀牌，不但趨時，而且可以聯(lián)絡(luò)朋友”。　　

　　有識之士在報紙公開發(fā)表文章，把麻將稱為“亡國奴戲”，痛陳麻將誤國殃民之諸多罪狀。不過，很顯然，這并非是麻將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