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時代的男女結合，正在經歷禮教化的運動；到了孔子刪詩，非禮之事，已有道德風險、風化罪名。于是鄭衛之音，遂成為非禮的典型代表。男女私相取悅，私自結合，在詩經時代，尚是青春難禁的本能，圣人尚可以歌頌之“無邪”，因本是人之常情。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便需要以禮相防相守相持。演而變之到宋時道學發達，男女之事變成罪大惡極，成了推動社會垮塌的動力之一。
《論語》云鄭聲淫，淫者，靡靡之音也。既指音律不同于其他大雅之樂的漫無約束，也指其詩歌內容遠離禮教風化的主題思想。不過從今天通行的詩經文本中，已經看不到什么誨淫勸奔的痕跡。即使有《竹竿》、《芄蘭》、《溱洧》這樣的貌似挑逗之作，也都還青春活潑，愛嬌俏皮，以今人眼光來看，只見靈動有趣，看不到什么壞心思。《野有蔓草》的野合盡興也好，《女曰雞鳴》的留戀床笫也好，都還是人之常情，雖屬非禮，并不荒淫。但是當我們還原詩經時代和孔子時代的道德來看，可能就會比較同意古人的意見；同時我們會暗暗慶幸時代的改變。
鄭衛靡靡之音，搖蕩心性，總歸是人之本能。批判的評語，徒令今古讀者心癢難禁。那青春和生命的戀慕沖動，成之以禮也好，淫奔無恥也罷，雖有道德的風險，終歸是生命本身的悸動，總是發之以情；不管是男女之情的愛悅，男男之間的狎玩，或者女子之間的情好，總歸是人類自身感情的強大存在，甚至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種存在，雖經不起正視敲打，卻也難以漠視忽視，更無法背過臉去假裝不存在。
鄭聲的不雅名聲，便是它自始至終，只知道歌唱“情欲”這一件事，似乎人們的心靈里，只有愛情，只有熱烈的情欲，才可以當得起生命的見證。這種尊重本能的堅持態度，不僅不能說下流淫邪，恐怕還要尊稱為“神圣”人性。無怪乎圣人刪詩，鄭聲以及其他的“淫詩”也得以保留下來，且有篇，較各風部多許多。人類自始至終，都熱愛這些情詩艷歌，雖有“色情”、“誨淫”的抨擊而不絕。這也算生命本能向文化本能的轉化吧？要不然，這些可愛的詩歌，早已被道學家的剪刀閹割不見了。今日得見，不亦幸乎？
孔子刪詩與禮教運動
《詩經》時代，是一個道德發育成熟的時代，也就是說，是一個文明正在被建設起來的時代。既沒有統一的文化，也沒有統一的道德，
曾經是自由或者說具有極度自由的男女性的結合，正在經歷禮教化的改造。這也是對人類社會結構最為關鍵的改造，而這改造乃源于一種創造，即對一種穩定的婚姻形式的創造發明。這個被創造發明出來婚姻形式，便是家庭婚姻制；男婚女嫁、男娶女嫁；“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男子娶親，女子離開自己的家，和男子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家庭，女子與子女和財產均屬于丈夫所有。這就是《蝃蝀》篇中“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所怨言的一個普世制度。
并非僅僅周公如此制禮。周公之禮在中外都有相似的形態，只有少數族裔還有走婚等女系氏族的傳統。今日人們已經無法清楚為何中西古人會選擇“男娶女嫁”這樣一種婚姻模式，并同時將其確定下來，作為一種固定的社會模型普遍施行。隨著這種婚姻模式而來的是成型而穩定的家庭，以及隨之穩定下來的社會形態，以及隨著家庭社會成型而逐漸圍繞統一穩定的家庭和社會，建立起相應的道德機制。很明顯，古人和今人都從其中受益良多，所以奠定這個“以禮相待”的婚姻模式的先王后妃，永遠被人稱頌；《關雎》因為對婚姻禮教的推崇而位居《詩經》第一篇，其來有自矣。
只可惜，道學隨禮教而興盛，女子漸漸因為被控制而失去力量，于是女子的地位就越來越下墜了。我們看《詩經》、《春秋》、《左傳》等先秦文章之內，女性的話份還是很強大，還有很充分的話事權，那時男子去古未遠，尚未完全忘恩負義。及至后世陋儒，如南宋朱明，女人那就完全下了地獄或者根本就等于地獄，需要盡誅之而后快；惟為國家民族計，不得不保留的一個低等物種了。
風化與禮教殺人之演進
孔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今人又會詫異：都滿篇性生活滿篇性關系了，怎么會思無邪呢？須知孔夫子看到的《詩經》，跟我們看到的，并不相同。孔子看到的，大概猶如《金瓶梅》之原本小說，精華糟粕蕪雜其間，奔放自由的民間感情和婚姻關系，有合于禮的《關雎》，又有更多不合于禮的情詩，如《狡童》，《野有蔓草》，等等。孔子行刪削改定之后，令其符合“禮之需要”，達到“成之以禮得幸福、成之非禮得不幸”的教化標準，如此則無邪矣。
周公制禮，從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秩序來說，當然有其好意。禮教被謳歌而推廣，卻不能立即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此周公之禮，就是男女婚姻問題的規范化，所謂“風化”。風乃性交之意，風化便是建立男女性關系的禮教而教化天下。但是從《詩經》時代，到孔子刪詩的時代，對合禮的要求和后世尤其是宋儒之后的禮，已有極大的變化。
周公制禮的時代，男女之間的性關系其實還是自由的。男女長成，互相悅慕，而有“風”事，乃人情之必然。周公制禮，不過是令其互相悅慕野合之男女，能夠“以男娶女嫁”的形式成之以禮，并且能夠有始終的婚姻家庭關系。《詩經·國風》中描述了大量的婚前甚至是婚外、非婚性關系，同時也盡力描述了不合于禮、沒有婚姻保障的兩性結合，會帶來的痛苦悲劇。既盡力地描摹了兩情相悅的欣喜與幸福，也同情那被遺棄的男子，以及不幸被棄的女子。在那個時候，人們可以自由結合，當然也可以自由離去，性關系不一定要有家庭和婚姻。
但是周公制禮便是要以這個性關系為核心，建立起穩定的家庭婚姻制度來。所以在《關雎》中，關雎固然是水鳥的思春發情，兩性結合；純屬“發之于情”而君子淑女自然有異于禽獸者，終須“成之以禮”。其實這君子淑女在生活中是能夠互相認識的，甚至可以肯定他們已經有過性接觸；而“禮成”，是教化的必須手段和目標。同時，《詩經·國風》除了《關雎》這種歌頌“成之以禮”的愛情之外，還有大量的純粹的愛情詩，僅僅描繪男女發之以情的愛慕，男子之間的互愛，女子追求美男的癡情。孔子未曾刪去，實因為不管是成之以禮還是成之非禮的性關系，其中種種感情，對于人類都是自然存在的，是常常發生而必須珍惜的生命感受。
孔子刪詩，按“成之以禮”和“成之非禮”兩條線索來編訂歸納，并包涵各種非禮關系帶來的不幸與痛苦，遂使《詩經·國風》從普遍的性關系指南，躍升至禮教的名器，以“成之以禮”的幸福滿足，來反襯與“成之非禮”的不幸痛楚，達到風化水平的新高度，也是審美和道德的新高度：詩教。如此，孔子刪詩，方得思無邪之三白篇。
孔子的時代，男女的交往，仍然是自由的，雖然禮教和恥感的尊嚴，已經牢牢地樹立起來，但是也只是作為道德的誡條，風化的教材，尚不足以做殺人的利器。婚前性關系和婚外性關系，雖不被鼓勵，但是作為“人情之常”，仍舊是可以被接受并被理解的。及至后世，社會上層和下層的男女，仍具有此種自由。從古往今來的傳奇小說志異故事中，還是可以看到男女非禮之情存在的影子。只是在某個階層，如中等貴族，可以實行對女子的隔絕，遂可以要求和實現絕對的“男女大防”。而社會高低兩端男女的性關系，仍具有奔放自由的本能面目。如皇族貴族，及下層民間，男女間因為不能隔離而有活潑生動的性的情態。
對《詩經》中自由精神的損害，首在于宋儒；后世的道學，更是添磚加瓦使之蒙塵不絕。至于冬烘陋儒，見《國風》而崩潰，斥之為“淫奔無恥”。這并非僅是道學的痰氣，也是一個民族創造力合思想感情的全面禁錮和枯萎。到了《儒林外史》之中，名教與禮教的懸鵠，就只能是無益于世，甚或有害于人倫道德了。及至《紅樓夢》中奇女子尤三姐，感覺到柳湘蓮認自己為“淫奔無恥之流”，就敢于以死明志。到了那時候，禮教便真是可以殺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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