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銑電》，有耶？無耶？
關于九一八時期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洪鈁回憶說：蔣介石于月日，曾有一《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長官，一體遵守。《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文史資料選輯》第輯，中華書局年版，第頁。洪鈁當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因此，他的回憶有相當的權威性。此外，還有另一個當事人趙鎮藩的回憶，他說：當年月，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張學良匯報日軍情況，回來后傳達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外交解決。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非暴力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沖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針。他寫道：接著又接到張學良轉來的蔣介石的《銑電》(八月十六日)，主要內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沖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文史資料選輯》第輯，第頁。趙鎮藩當時是第七旅的參謀長，北大營的守衛者。他的回憶也應該有權威性。一個洪鈁，一個趙鎮藩，兩個當事人的回憶都證明有《銑電》，則《銑電》的存在似乎不容懷疑。
當年月，長春西北萬寶山地區的朝鮮農民因挖溝引水與中國農民發生沖突，日本以護僑為名毆打、槍殺中國農民多人。事后，日本即在朝鮮各地掀起排華風潮，同時揚言將向滿洲增派部隊。月日，蔣介石閱讀長春市市政籌備處的萬寶山事件調查報告時寫道：一面交涉，一面侵襲，假交涉之談判，為侵襲之掩護，其詐欺殘酷之手段，乃人類所未有之丑伎，及目的已達，乃偽讓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進之策略，吾已見其肺肝矣。嗚呼！天下從此多事，吾甚為民眾痛惜焉。《事略稿本》()，第頁。這一段話，充滿了對日本政府的種種侵略手法的驚悚之感。上文已經指出，年月日，蔣介石等南京國民政府要員在兗州決定，對日軍在濟南的挑釁，“決取不抵抗主義”。次日，日軍即占領濟南。直至年月，中日簽訂解決濟案交涉文件，日軍才陸續從濟南撤退。蔣介石有此經歷，在面對萬寶山事件時再次重申“不抵抗主義”，完全符合其思維邏輯。
不過，《銑電》的存在也還難于論定。這是因為：第一，洪鈁和趙鎮藩的回憶均系多年后的回憶，只有片斷文字。而且，更關鍵的是，該電始終不見于各種文獻檔案。臺北政治大學的劉維開教授曾遍查大陸和臺灣的各類檔案，包括保存蔣介石資料最為完整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均不見此電。因此，他主張對此電存疑。《蔣中正的東北經驗與九一八事變的應變作為》，《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版，第頁。
第二，唐德剛先生在訪問張學良時，曾說：“那他這種偽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于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先生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兩句，正是《銑電》中的關鍵詞語。然而，張學良仍然表示：“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于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第頁。
前文已述，張學良多次否認“不抵抗命令”和蔣的關系。上述談話中，唐德剛雖然特別引述《銑電》的關鍵詞語以提醒張，但張學良仍然堅決否認。這種情況，似非老年記憶衰退可以解釋。據此，《銑電》又似乎從來不曾存在過。前幾年，曾有人在書中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的展柜中藏有《銑電》原件，經筆者電詢該書作者，該書作者自承：“此書不足為據。”參見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華文出版社年版，第頁。
月日，張學良曾有《魚電》致臧式毅與榮臻等人，電稱：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張學良。魚。子。秘印。《張學良文集》，香港同澤出版社年版，第頁。后來洪鈁、趙鎮藩回憶的《銑電》也許是《魚電》的誤記？
張學良在接受張之宇姊妹訪問時，曾談過他下達《魚電》的想法：我已經得到了情報，日本要挑釁。(所以下了)不抵抗主義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醫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記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給東北(軍下命令)，日本來挑釁，我們不要跟他抵抗，……他要來挑釁，我們要躲避……沒有想到大規模的……這種大的來啦，惹得國際的問題，世界的問題都來了。張之宇、張之丙：《張學良口述歷史》。顯然，張學良所說“在醫院下的命令”，當即上述月日給臧、榮二人的《魚電》。
兩國交戰是大事，不輕啟戰端，慎重、冷靜地處理日方的挑釁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靜不等于完全放棄有理、有節的抵抗。以忍讓求息事，完全放棄抵抗，將會助長敵人的氣焰與野心。《魚電》雖然針對小規模沖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項錯誤的決策。
不僅如此，張學良后來還在《魚電》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向前發展了，這就是要求有關部隊收繳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上午時，張學良接受天津《大公報》記者訪問時坦言：“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于庫房。昨晚(即日晚)時許，日兵突以人扒入我營，開槍相擊。我軍本未武裝，自無抵抗，當被擊斃三人。”既然中國軍人手無寸鐵，自然只能“盡任日軍所為”了。
南京國民政府的對策說明它默認并且贊同張學良的處理方針
辨明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張學良，并不能減輕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責任。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力圖訴諸悲情，證明曲在日方，“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條溝路軌之理”。其辦法是訴諸外交。月日上午的東北干部會議，作出的決定就是“一切聽各國裁判”。在隨后召開的東北外交委員會上，顧維鈞提出，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年版，第頁。張學良和會議參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國民政府采納的就是顧維鈞的方案。
蔣介石從上海方面得到沈陽發生事變的消息后，立即致電張學良，要張向外宣傳時“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東北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無一語談及軍事準備與軍事斗爭。《中日關系史料》，第頁。月日，蔣介石回到南京，在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提出：“先行提出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以此時惟有訴諸公理也。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于相當程度，乃出以自衛之行動。”《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頁。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要求張迅令青島海軍集合塘沽，以防“與日艦發生萬一之意外”。《中日關系史料》，第頁。此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國際聯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不曾指示張學良和東北軍抵抗。這就說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在事實上默認和肯定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
當然，揭穿日方謊言是必要的，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下達任何一個軍事準備與抵抗的指示，卻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當時就提出：“當時當地軍隊若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后代兒孫之榜樣。”《戴傳賢、朱培德電蔣中正，中央決請主席回京》，《中日關系史料》，第頁。邵元沖在參加中央黨部的緊急會議也認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并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之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邵元沖日記》，年月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頁。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默認并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和張學良一樣，也在于“恐日”，過高地估計了日本的軍事實力。年月日，蔣介石下野還鄉，在奉化武嶺學校演講時說：“中國國防力薄弱”，海陸空軍不足，一旦給日本提供“絕交宣戰”的口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頁。應該說，這段話道出了蔣介石的思想癥結。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默認并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還在于“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當時，蔣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滅在江西等地不斷發展的中共和紅軍的力量，自然，對外必然采取息事寧人的對策。月日，國民黨中央訓令各級黨部“喚起全國國民，努力救國”，但是，其第一條卻居然強調：“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鏟除。”《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頁。
九一八之后，日本進一步企圖在華東地區挑釁。月日，日艦大舉來滬，蔣介石指示上海市長張群說：“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警應預定一防御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中日關系史料》，第頁。年月日，日軍進攻上海閘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這就較“不抵抗主義”向前進了一步了。
附記
此文寫成，承臺北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賜告，蔣介石《事略稿本》年月日記載：“上午辰刻，電馮玉祥云：已與譚、吳諸公商決，正如兄意，對日暫取不抵抗主義，各部仍以積極北伐為原則，已分頭進行矣。”此電可證，馮玉祥當時亦是“不抵抗主義”的創意者之一。關于此，當另文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