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姬妾制度源于氏族社會時期，當時國中有“媵制”，這是一種氏族首領才有資格實行的婚姻制度。即女兒出嫁時，岳家必須以同姓侄女輩陪嫁。陪嫁過去的姊妹或女奴，自然屬于媵妾，而姊妹媵妾的身份比女奴要高——
中國古代的姬妾制度，堪稱世界奇觀。此一制度，打從母系氏族消失那天起，便開始萌芽，然后茁壯成長、勢不可擋。
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中國式的“姬妾制度”，是一種極度沒有人性、極度殘忍無情的制度。因為它將“階級”帶進了家庭、帶進了同床共枕的人兒、帶進了手足之情中間，強行把血脈相連的一家人分成了壓迫和被壓迫的兩類。這實在是對人性莫大的嘲諷。光從制度含義來講，姬妾制度連阿拉伯國家的“四妻制”都不如。不能不說，這是“仁恕”之道背后的黑色幽默。
其實中國古人很早就對姬妾制度提出了異議。《易經》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然而，遠見卓識和人性平等,強不過享樂主義和獨裁專制，姬妾制度仍然存在，并且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規矩。
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國古代是“一夫多妻制”。這話錯了，如果你當真生在古代而說這句話，一定會被人目為不守禮法之徒。中國古代，仍然是一夫一妻制，姬妾是不能算做合法配偶的，如果一定要說，那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多姬妾制”。
氏族社會時期，國中有“媵制”，這是一種氏族首領才有資格實行的婚姻制度。即女兒出嫁時，岳家必須以同姓侄女輩陪嫁。陪嫁過去的姊妹或女奴，自然屬于媵妾，而姊妹媵妾的身份比女奴要高，那就不必多說了。
再往后，便正式出現了“妾”。妾在家庭中，雖然承擔著生兒育女的義務，卻享受不了“妻”的待遇。為什么呢？最初的原因很簡單——為妻的女子，家庭出身都要高于妾。妾一般都來自卑賤低下的家庭，甚至是戰敗方奉獻的禮品。
因此，妻為“娶”，而妾為“納”，娶妻時送到岳家的財物被稱為“聘禮”，而納妾時給予的財物，則被稱為“買妾之資”。
《谷梁傳》：“毋為妾為妻”。就是說，妾沒有資格扶正為妻，有妾無妻的男人，仍是未婚的“鉆石王老五”。而嫡妻死了，丈夫哪怕姬妾滿室，也是無妻的鰥夫，要另尋良家聘娶嫡妻。
妾的身份，至此已經成了定局，到唐宋，更是成了鐵律。《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妾乃賤流”、“妾通買賣”、“以妾及客女為妻，徒一年半。”
假如將妾升為妻，就是觸犯了刑律，一但事發，是要兩口子一齊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樣得離異。這樣的法律之下，做姬妾的女人便已經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飯。
《匯苑》：“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原來妾不過是男女交接之用，她們只能與丈夫親昵，卻沒有資格稱夫妻。
《禮記》：“妾合買者，以其賤同公物也。”同樣是與丈夫共枕、為丈夫生育兒女，妾的身份卻只不過是買來的物品。
除此之外，中國古代還是一個絕對的階級社會、家長制社會，兒女婚姻都要由父母決定。也許是為了從根本上杜絕青年男女、尤其是不同階層間的自由戀愛，法律條文就更要嚴格規定妻妾之分。
《禮記》：“奔者為妾，父母國人皆賤之”、“良賤不婚”。那就是說，假如小兒女們自由戀愛受阻，相約私奔的話，則女方沒有資格為妻，雙方家族都只認為她不過是一個妾而已。
唐朝時白居易便就這種“奔者為妾”的社會現狀寫過一首長詩《井底引銀瓶》：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后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墻，君騎白馬傍垂楊。墻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松柏化為心，暗合雙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一個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為隨愛人私奔，便從此失去了為人妻的資格，“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侍奉公婆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換不來男家的認可，她沒有資格參與家族祭祀，她生的兒子算不得夫家首選的繼承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姬妾制度，所蹂躪的，不僅僅是這些誤終身的女子，愛她而無自主權的男人、以及她的兒子，都在這種制度下有苦難言。男子只能與父母認可的嫡妻同床異夢，眼巴巴地看著心愛的女人成為嫡妻的生育工具。
再換一個角度：姬妾制度，大前提就是男尊女卑。為什么同是私奔，女子便為妾，男子便安然無恙？這是個什么道理？——此外，在這種情形下成為男子嫡妻的女人，又能有多少幸福可言？此外，在禮法中，妾的數量是有嚴格規定的。
《禮記》規定：“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周禮》：“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
天子可以擁有以皇后為首的一百二十個女人，皇后為嫡妻，她擁有單獨與皇帝相處的資格，其它姬妾不能與丈夫獨處，而且是否陪伴丈夫要經過皇后的批準。——這種制度在明清皇宮更進一步：皇帝選中侍寢的妃嬪后，要將名單送給皇后審閱，假如皇后應允，便加蓋皇后印。假如皇后堅決不蓋此印，皇帝也往往沒有辦法。如想廢后、更換嫡室，那往往要影響皇帝的身后名譽，除了昏君，沒有誰愿冒這個風險。
皇帝乃是天子，他的姬妾數目最多，天子以下，妾的數目便在禮法上銳減：大夫只能納兩妾，士族只能納一妾。普通富民則要到嫡妻年過五十無子的時候才能納一妾。而且，所有的妾都不可以陪丈夫整夜，丈夫入睡后，她便必須離開。這個規矩對帝王的妾也一樣管用。
不過，規矩歸規矩，肯照辦的沒有幾個。
姬妾制度，原本就是擁有財富特權男子的享樂方式，他們又豈能讓規矩約束手腳？
于是，在“妾”之外，更有“姬”、“婢”、“伎”等等名目。每一個名目之后，都有一群生活在痛苦中的女子。
“姬婢伎”，她們事實上就是妾，但是由于沒有法律地位，她們的遭遇連妾都不如。
唐代筆記小說里，有一位名叫霍小玉的女子，她的父親是堂堂霍王，可是她的母親卻僅僅是王爺的“寵婢”，因此，在父親去世之后，她連女兒的資格都被剝奪，母女倆一起被霍王正式的妻妾以及正式妻妾所生的兒女趕出了王府，淪為娼妓，最終遇上薄情郎郁郁而終。
唐朝喬知之愛上了自己的婢妾窈娘，由于她身份低賤，身為官員的喬知之不能娶她為妻，便甘愿不婚。結果窈娘被武延嗣強奪，帶著喬知之的情詩投井自盡。武延嗣遷怒于喬知之，竟將他誣陷入獄，家破人亡。——假若不是環境不允許，假如喬知之能夠娶窈娘為妻的話，也許事情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在當時的人看來，奪妻與奪妾是兩個概念，時人在指責武延嗣之外，更覺得喬知之竟為婢妾破家毫無意義。
宋代大文豪蘇軾，文風豪邁，一代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對自己的妻子王氏一往情深，一曲《江城子》令人潸然淚下。然而若是考察他對待婢妾的態度，可就足以讓現代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對他的深情形象另作評價。
蘇東坡一生姬妾眾多，風流韻事層出不窮，而他對這些姬妾的態度，則基本無情無意，完全如宗法制度，僅僅是將她們視作私人物品而已。
蘇東坡貶官之時，將身邊的姬妾一律送人，這其中據說有兩妾已經身懷有孕，他也無暇過問（床頭人送人已是堪，更連腹中是否有兒女都不暇過問，是何態度？）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師成以及翰林學士孫覿，都自稱是蘇東坡送人之妾所生的蘇軾之子，就連蘇東坡認可的兒子蘇過，都對這種情形不予否認，反而與梁、孫親密無間。據說梁師成顧及兄弟情誼，甚至對家中帳房說：“凡小蘇學士用錢，一萬貫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帶著胎兒送人的妾還算好命的，更凄涼的是一位名叫春娘的妾。蘇東坡的朋友蔣某來為他送行，偶然看見了春娘，大為欽慕，便對蘇東坡說：“我有一匹白馬，愿意與學士相換美妾。”蘇東坡一想，以名駒換一妾，劃得來呀劃得來，立刻點頭應允。但這消息被春娘聽說之后，這個才貌雙全的姬妾卻不肯，指責蘇東坡道：當年晏嬰尚且知道不能因馬罪人，你這個堂堂蘇學士，美其名曰憐香惜玉，卻要將人換馬！激憤之下，春娘當場撞槐而死。——雖然是姬妾，卻也是女人，女人而竟被自己所愛的男人視做馬驢，既恨且辱，真是了無生趣。
除了慘死的春娘，蘇東坡的姬妾中最有名的莫過于王朝云。她是唯一一個沒有被蘇東坡送人、得以陪他流放嶺南的姬妾了。然而當時的蘇東坡雖然已經鰥居，盡管王朝云與他同甘共苦、盡管王朝云還為他生下了兒女，她仍然沒有能夠成為他的妻子，到她死后，蘇東坡也仍然只是在她的墓碑上寫著“姬人”二字。——因為她出身卑賤，因為以妾為妻乃是當時社會大忌。這個聰慧的女子便只能一生無聞。雖然她通曉經史、臨終大悟，也無力改變人生。
此外，妾雖下賤，妓女更下賤，這也是士大夫的觀念。雖然他們與名妓互相唱和、名士風流，但是心里頭，他們鄙視她們，不曾當真愛護或疼惜過她們的身世遭遇。蘇東坡曾稱一名妓為“知己”，可是最終他仍然愛惜名聲，不肯納她為妾，名妓只能在絕望之余落發出家。
蘇東坡的待妾之道，在中國古代士大夫里頭很有典型意義。他以豪邁豁達聞名，待妾也不過如此。試問，世上有幾個女人，會甘愿做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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