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年前，在廣州城北三元里爆發了一場民眾抗英事件。這一事件當時多有流傳，后來被載入歷史教科書。在歷史上，當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進襲廣州時，曾將一些廣東人組織成苦力運輸隊，冒著彈雨為英軍背送彈藥。
1841年5月底，廣州城北的三元里爆發了民眾抗英事件，后來這個事件因被寫入歷史教材而廣為人知。
但少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眾抗英的同時，也有不少民眾成為英國軍隊的后援。據記載，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這個數字要遠遠超過喪生三元里的英軍數量――《南海縣志》稱斃敵十人，英軍司令臥烏古的報告是5人。
不僅僅在三元里，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都有眾多的中國民眾為英軍以及后來的英法聯軍服務，他們為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報、引路，甚至直接參與作戰。
這些援英者被斥之為“漢奸”。 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員慨嘆，“漢奸”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連吃敗仗的窘境中，上書道光皇帝，指出廣東已不堪作戰，原因就在于廣東民眾除已為漢奸者外，其余民眾咸被英軍誘惑以助敵勢;浙江巡撫劉韻珂在奏報中說：“論者本謂該逆(清廷對英軍的稱呼)不長陸戰，而兩年之中，該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陸路，且能爬越山嶺，又有漢奸為之導引，各處路徑，較我兵更為熟悉。”
這些寫給皇帝的奏折難免有推卸戰敗責任，夸大事實的部分，但不可否認的是，“援英”現象的確普遍存在，成為令官員們頭疼的大問題。因此，清軍不得不面臨兩線作戰的局面，一面是要對付裝備先進的英軍，另一面則是要對付數量龐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剿滅“漢奸”是比抗擊英軍更緊要的事。比如“靖逆將軍”奕山在對道光皇帝上奏戰果時，每次都把“殺死漢奸”放在斬殺英軍官兵的前面。
所謂“漢奸”，大多數原本是和英國貿易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中國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戰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國人排斥。而紀律散漫的官兵為了謊報戰績，濫殺貧民，污名為“漢奸”，反過來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數量。
■ “第五縱隊”
盡管“漢奸”一詞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在中國開始被廣泛使用，但這一概念的首次出現則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過度關注，嘉慶皇帝就曾稱那些為暹羅(泰國的古城)充當貢使的中國商人為“漢奸”。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鴉片的中國販子的存在，“漢奸”一詞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廣東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禁止了與英國的通商，那些違反禁令繼續與英國人做生意的商人統統成為“漢奸”。1840年春天，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則徐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態度，即最壞的敵人不是英國人，而是那數不清的與英國人往來的商人、水手和為英國人勞動的“苦力”。
隨著局勢的越發緊張，這種“漢奸”行為也就越發讓林則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響，中國“漢奸”正式成為了英軍得力的“第五縱隊”。當中國向導帶著英軍通過素稱難行的珠江水道時，林則徐的憤怒達到了極點，認為正是“漢奸”破壞了他辛苦營設的水上防線。
在虎門的沙角、大角炮臺，英軍在正面進攻的同時，“又撥夷兵漢奸數百名，由大角山后緣山而上，從墻缺處打進攻臺……其攻沙角炮臺也，逆先撥黑夷千余名，漢奸百余名，由穿鼻灣登岸，逆兵船則攻炮臺前面，黑夷從山后攻炮臺后面，我兵兩面受敵。”(《鴉片戰爭文獻匯編(三)》。林則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戰役中的“漢奸”之害，他們“或冒官兵號衣，或穿夷服，用梯牽引而上。”既為英軍帶路，又幫助英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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