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剛是我的“知青戰(zhàn)友”，年長我兩歲。我和馬剛之間的友誼，是在上“文學創(chuàng)作學習班”后一天天深厚起來的。
老崔叫崔長勇，當年是兵團總司令部宣傳部主抓文藝創(chuàng)作的干事，是我們兵團文藝知青的“主帥”。馬剛是十五團的宣傳隊長，善編各種文藝節(jié)目，還有表演天分，演過“胡傳魁”。在“學習班”，每次開玩笑，我總叫他“胡司令”。我常穿一件綠色、洗得泛白的上衣，又因為得及時向老崔交作品而通宵達旦地熬夜，面呈菜色是難免的，馬剛就給我起了個綽號叫“綠臉孩兒”。老崔很欣賞那綽號，也常叫我“綠臉孩兒”。
當年，我在“學習班”并不是寫作水平高到哪里去的“創(chuàng)作員”，在馬剛面前謙虛得很，總認為他寫小說比我厲害。馬剛總像兄長般勉勵我別泄氣。 老崔對我們要求很嚴。我至今也不明白，他當年為什么偏愛我和馬剛。因為偏愛，要求反而更嚴。我和馬剛每次向他交稿時，內心總惴惴不安。往往是，老崔一夜不睡，審閱我們的稿子，我們也一夜不睡，為小說的命運擔憂。第二天吃早飯時，若老崔面有悅色，我們就猜到小說順利“過關”了。
一次，馬剛寫了篇小說，題目是《貨郎》，自我感覺極其良好。他在我面前大聲朗讀，神采飛揚。我聽了，也覺得他那篇小說寫得無可挑剔，接近完美，都有點兒暗暗嫉妒了。可小說被老崔毫不留情地“槍斃”，四行用毛筆蘸紅墨水寫的批語是：馬剛馬剛不認真，百里賣貨只賣針。哪里來的騷小伙，招惹姑娘一大群?
這對馬剛的打擊很大。他一整天悶悶不樂，吃不下飯。老崔得知后，只說了句“叫食堂給做碗細面條”，并不收回“判決”。
我安慰馬剛。在我和馬剛的友誼關系中，我也只安慰過他這么一次。我們相處的日子里，都是他安慰我。我當年家中操心的事兒多，幸有老崔、馬剛那樣兄長般的人給我以友誼和安慰。
我下鄉(xiāng)六年半后上大學去了。六年半中，我和馬剛只在“學習班”上相處。分別后，就盼著下一次在“學習班”再聚。正因為有“下一次”，我們之間通信不多；也正因為通信不多，再見面總是很親熱。每次一見面，我們都緊緊擁抱，分別時也是那樣，依依不舍，溢于言表。
有一年，“學習班”的學習結束后，老崔將我和馬剛留下，在佳木斯兵團總部招待所潤色和謄寫“學習班”上其他“創(chuàng)作員”的幾篇作品。我們完成任務，下午登上開往哈爾濱的列車時，正是除夕夜。在一節(jié)車廂內，只有我和馬剛兩個人，如同我們的專列。沒有供暖設備，老舊的車廂封閉也不嚴，每一扇車窗都結滿厚厚的霜。我們冷啊，腳都凍僵了。我為吸一支煙，劃了三次火柴。最后一次是馬剛用雙手幫我罩著火柴，煙才算吸成，可見車廂內“風涼”到什么程度。我倆緊緊偎在一起，馬剛脫下大衣蓋在我們身上。那樣我倒暖和了點兒，他卻分明更冷。我不同意他那樣，但為使我暖和點兒，他偏要那樣。我只有依他。那時，他真像一位兄長，而我是弟弟……
他是順路到哈爾濱看望他姐姐的。列車到哈爾濱已是后半夜。他在列車上跟我商議，可不可以先到我家，睡到天亮再去他姐姐家。我嘴上毫不猶豫地答應，心里卻極不情愿。我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家啊!我每次回家都要擠出一塊炕面來睡，他去了睡哪兒呢?再說，我家還有一個患精神病的哥哥。
果然，半夜敲開家門，馬剛有些后悔了。我想，直到那一天他才真正明白，我為什么一直那么憂郁。他意識到給我家添麻煩了，但后悔也晚了。我將兩個弟弟趕到里屋，和馬剛占了他們睡覺的地方，在廚房里一張小小的炕上，和衣而眠。第二天一早，我家的情況更加全面地暴露在馬剛面前：屋子四壁空空，連面鏡子也沒有。有腿的家具都殘缺不全，是被哥哥犯病時砸壞的。母親、弟弟和妹妹都滿臉愁云，我只有當著馬剛的面嘆息不已。馬剛落淚了，胡亂喝了碗粥就匆匆告辭。臨走時，他操起我家菜刀，砍了半條成馬哈魚留下——他也就為他姐帶了那么一條算是年禮的咸馬哈魚。他走后，我又從他枕過的枕頭下發(fā)現(xiàn)元錢。他身上當時最多只有二十幾元錢。他在列車上曾說，回他的十五團沒路費了，得伸手向姐姐要……
馬剛永遠是我的好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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