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時，在學校踢一場足球比賽，我帶球沿邊線向對方球門狂奔，一不小心球踢大了（就是腳法有點兒臭），但也沒出界。可就在我低頭趕到時，場外的一個學生突然起腳，我甚至都沒來得及閉上眼睛，直接被那個足球砸在了眼球上。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作“眼前一片發黑”。于是，一只左眼，成為我青春歲月的代價和紀念。 雖然靠著一只右眼完成了讀書、就業、娶媳婦之大業，但每次見到盲人，我都有種“親切感”。也許心底，尚有一絲揮之不去的恐懼吧，恐懼于這獨留的一只眼，還能支撐多少年。 巧的是，在我的采訪和讀書經歷中，還真有三位盲者給我以啟示。 第一位叫郭紅仙，五年前我采訪過她。這個普通的農家女子生下來就雙目失明，卻在歲母親去世后就挑起生活的擔子。如果你以為這是一個苦情故事，那你錯了。這個一天學都沒有上過的女子在這塵世中有著顆詩心。 從童話到散文到詩歌，一段段優美的文字如溪水一樣從她心里流淌出來。接受我采訪的時候，她已經發表了幾十篇作品。第一次發表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來了塊錢稿費，郭紅仙一說到這就笑了：“當時我‘暈暈乎乎’，北都找不著了！”我問她稿費用來干什么了，她又笑了：“那當然是買菜了！難道我還找個相框裝起來不成？” 我仍舊記得那天我穿過那個村莊的小街拐來拐去，記得郭紅仙干凈的家，記得她一首詩的題目——《給我一天光明》。 第二位叫張娜，她在一家學校有著一份穩定的工作。那天我看她熟練地上樓，根本不像是眼睛不好的人，她笑笑：我看人只能看個輪廓，這樓梯，我走得太熟了。和郭紅仙一樣，張娜也有著一顆詩心。在長久的屬于自己的世界里，讀書和寫作占據了她大部分內容，也給了她無與倫比的快樂與滿足。她的一篇文章去年獲得了全國一等獎，她喜歡朗誦，并把自己朗誦的作品貼到博客里…… 第三位叫周云蓬，“九歲失明，學會了彈琴、寫詩，云游四方”。他這樣看待宿命：蛇只能看見運動著的東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個太陽。很多深海里的魚，眼睛退化成了兩個白點。能看見什么，不能看見什么，那是我們的宿命。我熱愛自己的命運，她跟我最親，她是專為我開、專為我關的獨一無二的門。 于是，周云蓬背一把吉他坐上了他的綠皮火車，他寫下“春天/責備沒有靈魂的人/責備我不開花/不繁茂/即將速朽，沒有靈魂……”，他唱著海子的《九月》，也唱著自己寫的《中國孩子》。稍有安頓后，他又發起眾多歌手制作了童謠專輯《紅色推土機》，收入全部用于幫助貧困盲童，為他們購買讀書機、樂器、MP。他這樣寫道：這個計劃只是一聲遙遠的召喚，就像你不能送一個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凈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邊的樹、垃圾箱、風吹的方向、狗叫聲、晚炊的香氣，會引導他一路找回家門。 感謝生活和閱讀，讓我在歲時，那個眼前一片漆黑的時刻回到陽光底下。我依然感恩，感恩我能夠用右眼看到這些人，讀到這些文字。世界于他們而言，是一片黑暗，但他們卻坐在黑暗里唱起了歌兒。我想，那歌聲就如同那根干凈光滑的盲杖，教給看不見和看得見的人們，如何在這世界上去尋找道路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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