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最后的兩個月:我死不瞑目

、“號”病人

年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醫院）

年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病室工作。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干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干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床的那個病人叫“號”。經科室領導介紹，“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干校時的代號為“號”，來醫院住的是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贊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里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復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么治就怎么治，該用什么藥就用什么藥，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床的房間里有看守人員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后，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復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于年月日晚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月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號”必須盡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月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癥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臥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發，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郁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呆滯而憂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咤風云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兩個多月。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后一間，這間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里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里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么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么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么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后，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后年零個月的彭德懷，癌癥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