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玉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被捕，初十被殺。
藍玉是葉昇的親戚。葉昇在二十五年八月因胡惟庸案的牽連而被殺。藍玉對自己的哥哥藍榮說：“前日靖寧侯(葉昇)為事(出了事)，必是他招內有我名字。我這幾時見“上位”(皇上)，好生疑我。我奏幾件事，都不從。只怕早晚也容我不過。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場!”(見洪武二十六年五月所頒布的《逆臣錄》) 藍榮的供詞，證明兩點：一、藍玉確想造反；二、藍玉之所以如此，由于害怕葉昇攀連了他。事實上，葉昇之被捕被殺，也是由于被一個“蒙鎮撫”攀連的。據某衛指揮僉事田珍招供：“二十四年十一月，靖寧侯[葉昇]密與陳指揮說，‘有我舊識蒙鎮撫為事(出了事)提下了，我怕他指著我的名字。我這一回好生憂慮’。在后，本官果為胡黨的事，典刑了。”
由此看來，藍玉之獄與胡惟庸之獄，頗有連帶的關系。
藍玉在人人自危的氣氛之下，鋌而走險，情有可原而罪無可逭。他計劃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出城，躬耕籍田之時，大干一下。被他邀約入伙的，有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何真的兒子)，何榮的弟弟尚寶司丞何宏，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是否為傅友德的弟弟，待考)，指揮莊成、孫讓，府軍前衛百戶李成，與府軍前衛的若干士卒。
詹徽的供辭是：在二月初二的一天，兒子詹紱回家說：“涼國公(藍玉)教我傳話，‘本朝文官，哪一個有始終?便是老太師(李善長)，我親家靖寧侯(葉昇)，也罷了(也完了)。如今上位(皇上)病得重了，殿下年紀小。’天下軍馬都是他(藍玉)掌著，教說與父親討分曉。”
詹紱口中的藍玉的話，值得注意。第一，“本朝文官，哪一個有始終?”顯然，藍玉在懷疑，或十分相信，劉基之被胡惟庸毒死，是朱元璋所授意；宋濂之被流放而死，宋慎之被斬，死非其罪；汪廣洋之被斬，即使是因為否認有胡惟庸毒死劉基之事與隱瞞了朱文正的種種不法行為，也確是小罪大罰；甚至，胡惟庸之被殺，在藍玉看來，也是天大的冤枉。
第二，“如今上位(皇上)病得重了，殿下年紀小”。朱元璋這時候(洪武二十六年)年紀已有六十六歲，太子標于去年先他而死，留下的太孫(其后的建文帝)這年只有十七歲。朱元璋是否有病，生在當時的藍玉該比今天的我們更清楚。這個病的病源，可能正如朱元璋的“遺詔”中所說，是“憂危積心”。
自從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擴大了以后，明朝不僅是當臣當民的人人自危．當皇帝的也是感覺到“人人皆敵”，惴惴然不知道自己能活幾天，死在誰的手中。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創新局面的風氣，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當小臣與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卻也未嘗不是廁身于極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騎虎難下”，以虎騎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與江山，還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濫殺”、“刻薄寡恩”、“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富貴”等等，千古的惡名，他也只好認了。
洪武十三年以前的他，并未如此。而且，即使在洪武十三年，胡案既已發生以后，他也不曾殺與案子直接有關的以外的人。
洪武十五年八月，馬皇后去世。馬皇后之死，對他是情感上與事業上的一大打擊。從此，他缺乏了一個可以無話不談，而且夠資格對他婉轉勸諫的人。馬皇后不僅在當年是他的紅顏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為懷，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夠寬厚。(有一件小事，最足以說明馬皇后的心好。她視察了國子監，便建議不僅學生們應該有公費，他們的家眷也應該由政府予以贍養。) 馬皇后既死，朱元璋之所以決意不再立后，不是沒有原因。 偏偏，惱人的胡案真相，接二連三地暴露于朱元璋之前。洪武十八年，李存義父子的事暴露了；洪武十九年，林賢的事暴露了；洪武二十三年，封績的事也暴露了。于是，牽連到李善長，牽連到陸仲亨。這兩人，和朱元璋的關系極深，一個是知道有人造反而不報告，一個是甘心入伙，忘恩負義，均使得朱元璋極為訝異，傷心。
朱元璋在《庚午詔書》里說：“嗚呼善長!當群雄鼎沸之時，挈家草莽，奔走顧命之不暇，雖欲往而無方(想找個地方去，而沒有地方可去)。及朕所在，善長挈家詣軍門，俯伏于前，其詞曰：‘有天有日矣’。朕與語，見有其敏。時善長年四十一，朕年二十七(依照《明史》，似乎是善長年四十,朱元璋年二十六)。語言相契，朕復慮其反，與之誓詞。(渠)本人能謹固自守，相從至于成帝業。”朱元璋又說：“吉安侯(陸仲亨)自十七歲被亂兵所掠，衣食不給，潛于草莽，父母兄弟懼無，手持帕一幅裹窖藏臭麥僅一升。朕曰，‘來!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三十九年。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反已十八年，非家奴所覺，朕略無所知!”
倘若這時候馬皇后未死，她可能向朱元璋說：“家奴的話，未必可靠。胡惟庸的事，早就過去了，既往不咎。像陸仲亨這樣的人，以后不必重用就是。”
朱元璋已經沒有馬皇后在身邊，給他消愁，解悶，平氣。那些三宮六院的妃子，懂得什么?無從談起，無話可談。朱元璋于是憑著一時的失望，憤恨，恐懼，大開殺戒，殺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因一個區區的蒙鎮撫而把刀鋒移向靖寧侯葉昇，因葉昇之死而激反了勛勞不在徐達之下的藍玉。倘若不是錦衣衛消息靈通，只消再過七天，朱元璋自己準死無疑，大明江山也就結束。 在朱元璋手下，榮拜為大將軍的，前后僅有徐達、馮勝、藍玉三個人。馮勝只是在洪武二十年討伐納哈出之時，當征虜大將軍當了不到一年，因“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于納哈出之妻，求大珠異寶；(某]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等等罪名，被收回大將軍之印。藍玉呢，于洪武二十年九月，在軍中繼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移師西向。于次年四月襲破北元朝廷于捕魚兒海，八月班師繳印，十二月受封為涼國公。次年，二十一年，奉命討平湖北的施南與忠建兩個宣撫司，貴州的都勻安撫司。二十二年，因追剿入寇的祁者孫，而平定西番所占的罕東(敦煌)一帶地方，又轉軍南向，生擒建昌(西昌)的叛酋月魯帖木兒。這兩年出征，他的名義可能仍是大將軍。
從建昌回來，朱元璋發表他為“太子太傅”，作為皇太孫的輔佐。同時候，馮勝被發表為“太子太師”。藍玉在私下對人說：“我不該為太師么?”他在建昌的時候，曾經寫奏章向朱元璋建議，點集當地的老百姓為兵，就近打平“朵甘百夷”(青海的黃河源一帶)，沒有被接受。回來以后，貢獻幾項別的意見，也都碰了釘子。因此，自己感覺到失寵，以為是朱元璋懷疑他。葉昇被捕以后，他就更加害怕，怕葉昇在受刑拷問之時，攀進他的名字，這就下了決心，先發制人。
他的計劃很厲害，而且有足夠實施這個計劃的力量。府軍前衛百戶李成，在供詞里說：“二月初一日，涼國公(藍玉)對(我)說：‘二月十五日，上位(皇上)出正陽門外勸農[的]時[候]，是一個好機會。我計算你一衛里有五千在上(以上)人馬。我和景川侯(曹震)兩家收拾伴當(幫閑)家人，有二三百貼身好漢。早晚又有幾個頭目來，將帶些伴當，都是能廝殺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合起來)這些人馬盡勾(夠)用了。你眾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這一日下手。”’
這稍息終于走漏。走漏的原因，可能正是因為同伙的人太多。
告密的人，是錦衣衛的陸瓛。此人不曾入伙,也不可能被邀，而是從“眼線”之流的人物得到這“內幕新聞”。
于是，藍玉在二月初八日上朝之時被捕，初九日移付錦衣衛，初十日被殺。曹震等人陸續被捕被殺，他們的家屬連帶遭殃。
奇怪的是,府軍前衛的幾千官兵，倒不曾“玉石俱焚”，一網打盡。到了七月間，他們之中的“有罪者”才被流放甘州，劃入“左護衛”，成為肅王朱英的扈從，其后朱元璋覺得不妥，又把他們移到寧夏，成立一個新的衛。
其他的人，一概未能幸免，而且株連到“番僧、內監(宦官)、豪民、賤隸”，共有一萬五千人左右。比起胡案所株連的，卻也總算是少了一半。葉昇是胡案與藍案的橋梁，因此他的大名，既列在胡黨，也列在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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