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年代，他是一個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時戴上了一頂右派帽子），但他想娶妻，僅僅為了生子。年代，她經過婚姻的失敗，精神走向崩潰的邊緣，偶然的機會，她認識了他。一個是政治上的“疵品”，一個是遭遇了生活的不幸，湊合著過日子。沒有婚紗，也沒有鞭炮；沒有娘家人，也沒有婆家人。在一個廢棄的雞舍里成了一個家。 還真靈，他如愿以償，第二年生了一個姑娘，第三年生了一個兒子。 孩子的降生，沒有帶來歡樂。妻子總是愁眉不展，想著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別關注男人與女人的那種事。她緊盯著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兩個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廠的托兒所。冬天，在敞著篷蓋的通勤車上，他用棉大衣裹著兩個凍僵了手的孩子，背著奶瓶、飯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擋住呼嘯而過的寒風。夏日，他帶一塊雨布，為孩子擋烈日遮風雨。在車間里，他既是技術員又是擋車工，一到哺乳時間，他像孩子媽媽一樣，飛快地走進托兒所，手執奶瓶，喂了女兒再喂兒子。他是工廠里惟一的一個哺乳父親，是車間主任頒發的特別許可證。 孩子在長大，進了小學。正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季節，也是人性瘋狂的季節。該是孩子們參加紅小兵的年齡。由于父親的右派身份，他的孩子沒有參加紅小兵的資格，他無奈地對女兒說：“是爸爸對不起你們。”愧疚的心情超過女兒委屈的眼淚。女兒天真地說：“爸爸，你不當右派好嗎？同學們也不會叫我狗崽子了。”他的鼻子酸了，心卻碎了。 為了孩子有一個好的前程，他拼命地勞動，用汗水沖洗靈魂。甚至想像王杰、歐陽海那樣舍己救人，以明心跡。他常常干了一個八小時，又干一個八小時，還要千方百計搞技術革新。工人師傅最善良，看到他這樣地改造，評選他為“學習毛選積極分子”。軍代表說：“你們車間沒有人了，評他當積極分子？”他不氣餒。 為了生活，他要挖菜窖、脫泥坯、蓋煤棚。這是年代每一個普通人家都要做的家務事。他來自上海，是一個標準的文弱書生，卻熟練地操起了那些重活。一次，他剛壘起一垛泥墻，被一夜的暴雨沖塌了，看到辛辛苦苦脫好的泥坯澆成了泥餅，他哭了，對著還不到歲的兒子說：“兒子，快快長大吧！爸爸實在太累了。”他的身體難以支撐政治和生活的兩座大山，但心中燃燒著期望的火把，就是：“兒子，快快長大吧！” 沒有錢，不算苦，年代以前，大家都窮，反正憑票買東西。政治的歧視，才是真正的苦，右派屬于敵我矛盾，人人與你劃清界限的日子并不好過，連夫妻吵架也罵：“你個臭右派，想翻天？”他就是經常聽到這些捅心窩的罵聲，出自睡一鋪炕的妻子的口。 生活的折磨，常常使他提心吊膽，妻子得了幻覺性精神失常，有時把菜刀壓在枕頭底下，說是為了驅鬼，他就不敢入睡，怕妻子把他也當成了鬼。睜著眼睡覺勞心又勞神，他終于成了瘦骨磷峋的小老頭，只有深陷的眼窩里那雙明亮的眼睛，證明他剛剛進入而立之年。 工廠的黨委書記出于憐憫，勸他離婚，很同情地對他說：“快離了吧！看把你折騰成那個樣子，我們看不過去。”他搖搖頭，看著幼小的女兒，低聲說：“興許歲數大了會好一些，待孩子長大了再說吧！”就這樣，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斗轉星移，文化大革命結束了，萬惡的“四人幫”垮了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掀起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高潮。年月，錯劃右派通知書和一張遲來的文憑送到了他的手里，他一手拉著女兒，一手拉著兒子，高興地逢人便說：“共產黨好！華主席英明。”這個遲到的信任，在他生命的歷程中，整整晚來了年。 孩子們在長大，女地考進了干部管理學院，兩個星期沒有回家了，杳無音信，那個年代還沒有手機。他乘公共汽車到很遠的市郊，再徒步好幾里到學校看望女兒，手里拎著女兒愛吃的咸菜。女兒正趴在床上寫入黨申請，高興地對父親說：“爸爸，你幫我寫一份吧！”回到家，他冥思苦想，站在女兒的角度，寫出了一份入黨申請，第二天就送到了女兒手里，還叮囑：“自己抄一份吧！要工整地寫。” 兒子下決心要留學日本，每天下班后去學習日語。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夜多深，他總是等著，兒子進了家，看著兒子狼吞虎咽地吃晚飯，他才安心地躺下。兒子考上了日本國立福井大學，真的要遠走高飛了。那是一個細雨濛濛的早晨，兒子背起行李下了樓，車開走了，他卻急速上了樓，摸摸兒子溫熱的被褥，淚水流了下來。不會抽煙的他，第一次拿起了一支“紅塔山”，在煙霧縹繞中麻醉著自己。父親的牽掛永遠和兒子一起飄飛，一年一度的祈禱和著極樂寺悠揚的鐘聲也飛到了東瀛。 兒子去了日本，他調到了北京，天各一方。女兒不甘心守著精神不正常的母親，給父親寫了一封長信，表示也要出國留學，信中說：“爸爸，你尚有年的輝煌，可是，我們還有一輩子的路要走，你不能把母親這個包袱甩給我們。”他的眼濕潤了，是妻子的病鬧得女兒心煩意亂，還是預見到她所在公司的衰敗，女兒是鐵了心，非出國不可。他絞盡腦汁把女兒、女婿送到了大洋彼岸。當他與女兒揮手告別時，意識到自己的孤獨，在打發身邊無親人的日子的同時，要陪伴精神病的妻子一起走向老態和死亡。 他走馬上任中紡物產集團的總裁，這是中國紡織行業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夜以繼日地工作著，公司上市A股證券市場，又操持著上市H股證券市場；公司蓋起了一座層辦公大樓，他看到資產增值的報表，甜在心頭。可是，每當回到空曠的家，一種思念兒女的孤獨襲擊著他的心；一份惦記牽掛妻子的負疚使他惶恐不安。他明白，若妻子也到北京，他的工作就干不成了，四鄰也別想安寧。他不得不讓一個殘疾的侄兒陪伴著，度過年的老總生涯。 退休，對他是一種解脫，像駕轅的一匹老馬松了套，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嚼草，可以閑適地俯視世界。他回到了妻子的身邊，指望用自己的柔情似水化開妻子幻覺連連的心，但他失敗了，妻子的病更重了。一天，她自己提出要去精神康復醫院治療，期望醫生把身上的鬼揭下來。他護送她住進了精神康復中心的病房，買了醫院食堂的小灶飯卡，又不放心，天天從家里端著菜，裹在大衣里貼在心口上，乘坐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送到醫院的病房。每當迎著早春的寒風，踏著待融的殘雪走出醫院的大門時，他幻想著自己為什么不得精神病呢？又一想，他真的得了精神病，誰來照顧她？又有誰來照顧自己呢？他蹣跚著在車流中穿行，看著男男女女們急匆匆地向各自的目標走去，他迷惘地、機械地走著，直到華燈初上、家家團圓晚餐的時刻，還不想回家。其實，他早已失去了“家”的感覺，他常常對人說：“什么是家？有溫馨的地方才是家。”這是他渴望中的吶喊。 妻子的住院，給女兒帶來了牽掛。女兒問父親：“是不是爸爸你硬把媽媽送到精神病院的？”一句話刺痛了他的心，他高聲地對女兒說：“是你母親自己要去的，我可以把她病房的電話號碼告訴你，你和你媽直接通話嘛。”當大洋彼岸的女兒第二天告訴他，是女兒冤枉了他時，他哽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放下電話，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樣，放聲大哭。他廝守著、期待著，殘酷地閹去一切欲望，竟換來女兒對父親的疑慮。 兒子的女兒在美國出生了，皆大歡喜，他逢人便說：“我有了一個美國籍的孫女。”大洋彼岸的兒子也戲謔地張揚：“我是一個大孝子，為我爸爸生了一個女兒，抱回國內讓我爸爸媽媽照看，免得他們孤獨。”他像歡迎外賓那樣親自到北京接孫女，他的朋友們列隊在哈爾濱機場上等候，家里早有一班人等著，包括新雇的保姆。他喜悅的心情溢于言表，喝了兩杯啤酒后，踉踉蹌蹌地送走了客人，指望從此歷史翻開新頁，妻子看到隔代人會回心轉意，精神上驅病除鬼，老夫妻守著孫女，過不吵鬧的日子。 愿望常常變成失望，孫女剛剛回國天，保姆堅持要回家，說是晚上老奶奶喊鬼，瘆得她毛骨悚然。孩子的啼哭是正常的運動，他的妻子硬說是得了邪病，要把孩子攆走。他失望到了極點，匆匆忙忙把孫女抱到朋友家。為了避免妻子的無理取鬧，他只好說：“孫女去了姥姥家。”從此，他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一顆心掰成了碎塊。小孫女要照看，精神病老伴的折磨要承受，大洋彼岸兒女的苦和累幾倍地壓在他心上。小孫女感冒發燒，他情愿不是孫女而是自己；精神病老伴幻覺有鬼，他多么想把自己變成厲鬼為妻子驅邪除鬼；兒女們在國外睡地鐵、當苦力，他怨恨自己沒有給兒女積攢出國深造的學費。他常想只要兒女們能活得好，哪怕自己去死也行。他明白，做父親的代替不了兒子，兒子的路讓兒子自己去走。這樣一個父親，注定是活得最苦的父親。 他明知苦海無邊，卻默默地等待著更苦的日子。 到浴池里，他看人家兒子攜扶老爸洗澡，一遍又一遍地擦洗著，嘴里還喃喃叮嚀，像哄小孩子一樣的溫柔。他想到了自己，羨慕的眼光里滲出渾濁的淚，獨自走向滾燙的水池。 他在醫院的長廊里，看到很多老年人安詳地坐在那里，望著兒女們為他們排隊、掛號、候診、劃價、交款、取藥，他卻獨自一個人排在長長的隊伍里，排完一處又一處。兩條站得麻酸的腿多么希望有一根拐杖支撐起他疲憊的身心，他在透支著生命。 在除夕之夜，家家圍著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除舊迎新，噴香的飯菜，大餡的餃子，蜜一樣的年糕，還有說不盡的祝福，發不完的壓歲紅包。他只能等候在電話機旁，有話對自己的兒子女兒說，話到嘴邊就哽咽，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祝福，手里捏著發不出去的壓歲紅包。 他漸漸地感到了老的沉重，等待著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他喃喃地告誡自己，下一輩子只當兒子，不做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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