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性格很復雜，似乎充滿了矛盾，絕非一兩句話能概括。 他本質上很嚴肅，很認真；但一張嘴，笑話連篇，讓人笑得閉不上嘴。 他的作品詼諧、幽默、嘻嘻哈哈，非常俏皮，可是悲劇多，盡是憂國憂民的主題，到頭來，是一腔傷心淚。 人多的時候，談笑風生；客人一走，一句話也沒有，終日是沉默的，非常喜歡清靜。 他很和氣，沒有架子；可是，很有脾氣，他不想干的，說什么也不干，他瞧不上眼的人，絕不多說一句話。 他十年住在國外，能說一口漂亮的英語，但是，在生活方式上卻是個徹頭徹尾的老北京人。 他謙虛極了，從來不說自己的作品好，要說就永遠說失敗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但是他很“狂”，從來不知滿足，什么文體都敢招呼，老搞新試驗，老別出心裁，老有發明。 他主張殺人，對軍閥惡霸、對帝國主義侵略者恨之入骨；可是，他對朋友，包括對有很嚴重毛病的朋友，非常地寬厚，心眼兒特別仁慈。 文學界有幾個很厲害的人，總是鋒芒畢露，誰都敢批，胡風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胡風先生在晚年說過一句話：“我沒罵過老舍！”看來，這很難得，不論是對胡風，還是父親。 父親在胡風的危難之際幫過他的忙。胡風在武漢時是靠賣文、搞翻譯、編《七月》雜志為生的。武漢撤退，雜志停刊，胡風一家老小的生活來源便成了問題。胡風曾向父親求援，要求幫他找一件事做。父親求到搬到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文學院院長伍蠡甫教授，請他聘胡風到復旦去任教，教“創作論”和“日語精讀”。當胡風經宜都、宜昌、萬縣抵達重慶的第二天，父親便將聘書和課程表親手交給了胡風，救了他的急，使他得以在重慶立足。 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父親任總務部主任，胡風任研究部主任，兩個人合作得很好，結下了很深的友誼。到５０年代初胡風受批判的時候，父親常把胡風拉到家里來，勸說，開導他。１９６５年胡風被判刑，第二年實行監外執行，但必須到四川成都去落戶，胡風大悲，在離京前寫了四封信，表示告別，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喬冠華、陳家康和老舍。父親可能是文藝界中惟一的收信人，足見他們之間友誼之篤厚，不同一般。所有這些，大概就是那“我沒罵過老舍”的來由。 父親營救過不少位被國民黨逮捕的進步文人。現在知道的有馮雪峰、駱賓基、豐村、魏猛克、方殷等人。 作家魏猛克和詩人方殷是１９４０年５月在重慶機場被特務逮捕的，幸虧送行的詩人臧云遠沒有暴露，趕快趕回重慶向父親報告。當晚文藝界正好有一個集會，原定有方殷朗誦，會前老舍正在到處找：“方殷哪兒去啦？”？云遠趕到，向父親詳細訴說了機場上發生的事件。第二天父親到巴縣中學求見馮玉祥將軍，馮派參謀趙力鈞去劉峙的衛戌司令部，搞清了秘密關押地點，正式向國民黨要人。魏方兩人得以釋放。 １９８２年３月在濟南舉行的第一屆老舍學術討論會上，老作家駱賓基送來了一篇文章，說他直到寫文章的前不久才知道四十多年前營救他出獄的，原來竟有老舍先生。駱賓基曾任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不論是會上會下，有許多機會和父親接觸，可是從未由父親嘴里聽說過這件事。直到他在報刊上看見于志恭寫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大悟。使他感慨的已經不是父親幫忙營救了他，而是父親回避這件事，不想利用這件事，極力避免朋友之間可能出現的感恩色彩。他是全心全意在幫助朋友，不居功自傲，不求報恩，也不愿意事后給朋友以任何的心理負擔。駱賓基先生在文章中寫道：“這里，我要向大家介紹的是屬于一個作家心靈的點滴之一……在不布私惠上，是他平凡當中的不平凡之處。” ５０年代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父親差不多都參加了，對有的運動他很積極，他曾到天橋去參加過斗爭惡霸的大會，回來以后，寫過一篇散文。那些受欺辱的婦女和老人的控訴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為鎮壓這些十惡不赦的惡霸叫好。對另一些政治運動，他雖參加了，但不太積極；顯然有自己的看法，譬如對批判電影《武訓傳》。有一位從武訓家鄉來的文化工作者叫李士劍，在一次批判會之后，很內疚地找到父親，告訴他：“今天的會我沒有發言！”李士劍看見父親坐在主席臺上，以為父親會責怪他不積極發言。哪知，父親脫口而出是：“好！沒發言好！” 父親和作家、翻譯家趙少侯是老朋友，早在３０年代他們就合作過，一起合著過一部叫《天書代存》的長篇小說，是《牛天賜傳》的續集。父親還向趙少侯學過一點法文。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爭中，趙少侯也被沖擊。有一次在文聯大樓里開會，父親坐在主席臺上，趙少侯坐在大廳里，他找了最后一排的一個偏座，不想讓大家看見。散會之后，大家往外走，只見父親下了主席臺，徑直走到趙少侯旁邊，當著眾人的面，站下來，并不看趙少侯，揚著頭，眼睛看著前方，雙手柱著手杖，慢慢地說：“少侯啊，聽說‘白魁’剛開張，嘗去！”“白魁”是東四的一家老字號小飯館，會做幾樣獨特的風味菜。父親的意思很清楚：咱們還是朋友！ 石揮是中國最有才華的話劇和電影演員之一，他改編并自導自演過父親的著名小說《我這一輩子》，和父親也是多年的好友。他愛模仿父親，學他打拳，學他走路，學他說話和抽煙的姿勢，并常常用在自己的表演里。可惜的是，１９５７年石揮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被打成“右派”，以后便由舞臺和銀幕上消失。有一次，父親突然聽說：石揮由上海到北京，躲在一個什么小旅館里，不愿見人。他立刻把市文聯的秘書長請來，讓他千方百計要把石揮找到，然后去訂一桌豐盛的酒席，邀請他赴宴。秘書長費了很大的勁才把石揮找到，向他說明了來意。石揮不肯答應。最后，秘書長只好攤牌，說這是老舍先生布置的。石揮欣然從命，跟著上了車。先到父親家，父親根本不提那些政治運動方面的事，讓他看花，看畫，看貓，說了好多笑話。石揮的情緒一下子就上來了，痛痛快快地聽父親的安排，到出門上飯館的時候，已經又開始不自禁地學父親了。只見他們兩人，一前一后，一步一趨，走得一模一樣，引得過路人都停了下來，抿著嘴笑。 父親是吳祖光和新鳳霞的大媒。吳、新結婚那天，父親以女方家長身份當了主婚人。１９５７年之后，吳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新鳳霞也受了牽連。一天，父親碰見了新鳳霞，知道她處境很困難，便把她叫過來，悄悄地問：“給祖光寫信了嗎？”鳳霞說：“沒有。”老舍說：“不行不行！一定要寫！每天寫！一天一封！”鳳霞聽了不好意思地說地說：“好多字不會寫。”父親說：“正好讓他給你改嘛！” 吳祖光由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父親相遇。父親把他叫住，拉著手問：“什么時候回來的？為什么不來看我？”硬拉著祖光回了家。兩個人談了一會兒，父親從自己屋里取出一個畫軸要祖光看。原來這張畫本是吳祖光的藏畫，是齊白石大師畫的一幅白玉蘭花。在祖光去東北勞動的時候，新鳳霞生活窘迫，又以為不會再有機會在家里張掛這些字畫了，便一賭氣，把祖光的字畫全部變賣了，其中就有這張畫。可巧，父親在榮寶齋觀畫，店員拿出齊老人的那張白玉蘭要父親鑒賞，父親很喜愛，便買了下來。到家他細一看，發現畫軸后面有題字，原來是吳祖光的藏畫。父親指著這張畫對祖光說：“這是你的畫，我把它買下了，留著等你回來再還給你。” 祖光語塞，眼淚在眼眶里打轉。 父親又說：“我很對不起你，我沒能把你所有的畫都買回來！” 祖光的淚落了下來。 祖光請父親在畫上寫幾個字，以資紀念。父親提筆在綾圈上寫下：“物歸原主矣老舍”。 這張奇妙的畫后來不知怎么樣居然躲過了“文革”的大浩劫，一直保留了下來，只是父親在棱圈上題的字已被損壞。畫本身經過裱畫師劉金濤的處理，整舊如新，高掛在吳、新夫婦的客廳里。每當有人問起，主人都會含著淚把上面的故事訴說一遍。新鳳霞的結論是：“老舍先生有一顆金子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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