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住進病房的那一刻起，對面床上的那對夫妻便一直小聲地爭吵著——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聽護士講：女人患的是膠質細胞瘤，腦瘤的一種，致癌率極高。
從他們斷斷續續的爭吵中，一個農村家庭的影子漸漸在我面前清晰起來：女人歲，有兩個孩子，女兒去年剛考上大學，兒子念高一。十二畝地、六頭豬、一頭牛，是他們全部的家當。
醫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電話，就安在病房門外三四米遠的地方，由于手機的普及，已經鮮有人用了。樓下的小賣部賣電話卡，幾乎每個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給家里打電話。
男人的聲音很大，雖然每次他都刻意關上病房的門，可病房里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無巨細地問兒子：牛和豬是否都喂飽了，院門插了沒有，囑咐兒子別學得太晚影響了第二天上課。
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媽的病沒什么大礙，過幾天我們就回去了”作為結尾。
女人住進來的第四天，醫院安排了開顱手術。
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樣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
女人握著妹妹的手，眼睛卻一刻也不離開男人的臉。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說：
“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術臺，用被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辦事兒，不花那個冤枉錢，你這回一定要聽我的啊！”
女人的聲音顫抖著，淚，汩汩地淌了下來。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說。
晶亮的液體一點點地注入了女人的靜脈。
隨著女人的眼皮漸漸垂下，男人臉上的肌肉一條條地僵硬起來。
護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兩個親戚跟了出去。只過了一會兒，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來。
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來，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著床頭的被角。
“大哥，你說，淑珍這手術應該沒事兒吧？”男人定定地瞅著妻哥，臉上的神情看上去像個無助的孩子。
“醫生說了沒事就應該沒事兒的，放心吧！”妻哥安慰著男人。
二十分鐘后，男人又出去了，過了一會兒，又被妻哥扯了回來。
如此反復了五六次，終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擁下被推了回來。
女人頭上纏著雪白的紗布，臉色有些蒼白，眼睛微微地閉著，像是睡著了。手忙腳亂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來時，手里拎了一包東西。
一向都是三個饅頭幾片榨菜便打發了一頓飯的男人，這次破天荒地買回了一兜包子。
男人不停地勸妻哥和妻妹多吃點兒，自己卻只吃了兩個，便端起了水杯。
那個傍晚，不知是忘了還是其他原因，男人沒給家里打電話。
晚上，病房里的燈一直亮著。
半夜，我起來去廁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頭，像尊雕塑般一動不動地瞅著女人的臉。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雖不能說話，卻微笑著瞅著男人。
男人高興地搓著手，跑到樓下買了許多糖。
送到了醫生辦公室，送到了護士臺，還給了我和鄰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還不錯，摘掉氧氣罩的第一天，便又開始鬧著回家。男人無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給女人講各種看來的、聽來的新鮮事兒，打發時間。
一切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
每天傍晚，男人又開始站到樓道的磁卡電話旁，喋喋不休地囑咐起了兒子。還是那么大的嗓門兒，還是那些瑣碎的事兒，千篇一律的內容我都能背出來了。
一天晚上，我從水房出來，男人正站在電話旁邊大聲嘮叨著：“牛一天喂兩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兒，餓著點沒事兒，豬你可得給我喂好了啊，養足了膘兒，年根兒能賣個好價錢。你媽恢復得挺好，醫生說再鞏固幾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顧自地說著，一邊的我看得目瞪口呆。
那一刻我驚奇地發現：電話機上，根本沒插磁卡！
撂了電話，男人下意識地抬頭，看到我臉上錯愕的表情。我指了指電話，男人這才意識到，自己忘了往電話上面插磁卡了。
“噓——”男人的食指放在嘴邊，示意我別出聲。
“趙大哥，這會兒不擔心你家的豬和牛了？”我一臉疑惑地瞅著男人，小聲問了一句。
“牛和豬早托俺妻哥賣掉湊手術費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隨即沖我做了個鬼臉兒，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門。
我恍然大悟，原來：男人的電話不是打給家中兒子的，而是“打”給病床上的妻子的！
那一刻，我的心再也無法平靜。為他，為她，為他們的愛情。
原來，塵世間還有如此讓人動容的真情。
沒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矯情，他們的愛，早已被細細密密的歲月針腳縫合成一件貼身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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